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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唐书》的“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和《旧唐书》的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
都可以看出,李恪应该说是太宗心目中比较完美的继任者人选,撇开他的身世不谈。
而且从史料上可以看出,太宗逝世之前,他都还是很有野心的,从太宗立李治为太子以后赐吴王恪书可以看出。
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若吴王恪是个太过于本分的人,太宗也不必如此费尽苦心地告诫他。 但至于他最终为什么没有和他父皇走上同样地道路,去夺取他所渴望的,最终导致自己的悲惨结局,或许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身世,古代嫡尊庶卑的观念应该还是很深入的,毕竟他是庶出,这个身份,就让很多保守的朝臣所不容,比如魏征诛遂良之类,都是不能接受的,长孙之流就更不用说。
《贞观政要》里面诛遂良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便可看出当时阻挡在吴王恪面前的封建礼法是多么的残酷。
这也决定了他不能理直气壮地同他父皇当年一样血洗宫廷排除异己,他的父皇,在怎么说也是名正言顺的嫡子。
第二,估计与其母杨妃的身世与其低调的作风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其母杨妃隋炀帝女也,这便是为那些辛苦打下江山的朝臣所不容的,他们辛苦打下的大唐河山怎能接受一个身上留着隋炀帝血脉的君王?
而且,不知道各位看官注意到没有,李世民诸子里面,李恪和其胞弟李愔得名字起得是相对非常低调的,恪即克尽职守,谦卑恭敬的意思,愔则是悄无声息的意思,这或许代表了杨妃对这两个儿子的期许吧,明哲保身,恭敬谦卑,或许杨妃早就预见到了他们将来的不幸。
第三,李恪毕竟还是皇宫长大的孩子,没有经历过多少腥风血雨,没有如其父般出生入死过,也没有其父般广结天下英豪,培养一批强大地幕僚,相对地,便显得稚嫩许多,显得势单力薄,否则,在李治要治他于死地的时候,他应该还是有机会拼死一搏的!
关于李恪的死因,千篇一律的是因为谋反。但他到底有没有谋反,众说纷纭。bu过,偶个人认为存属诬陷。比起李治他要能干得多,要真谋反会败得哪么惨!
新皇登位后,授予那位能力出众的兄长吴王恪以司空之职,对于一个仁慈的帝王,和一个没有野心的属下来说,这似乎是最好的结局了。
然而最好的结局,通常却不是最后的结局。 一切都是那样的戏剧化,房家的内部斗争,本来是与恪无关的,但偏偏,恪最心爱的妹妹高阳是房家的媳妇,这足以使逐渐蜕变为野心家的长孙无忌暗暗窃笑,对这个在他看来对大唐江山威胁最大的皇子,他一直在千方百计的罗致他的罪名,终于被他找到了这个机会,而他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三年了。
房家出了房移爱这样的子孙,实在是极大的不幸,他在长孙无忌的威逼利诱下,狠毒的将吴王恪拉了进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是长孙无忌期待已久的答案,任何都明白,没有人会为李恪辩护,也没有人会站出来证明李恪的清白,房移爱傻傻地期待着,期待因为李恪的“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可以免死,却不知正因为他把李恪推进了这个深渊,使得他离鬼门关又进了一步。
这次皇室大清洗,异常的惨酷,血流成河,但最冤枉,最无辜的一个就是吴王恪,然而恪,却没有丝毫的畏惧,在他心里,何尝没有对长孙无忌的刻骨憎恨,所以他在众人心中才会成了反长孙集团的精神领袖,他冤枉,是因为他没有参加这次愚蠢的行动,以恪的才智,怎么会参与这场愚蠢的行动,他根本就毫不知情,而这样愚蠢的陷害,只有高宗李治相信了,只有那个李世民名副其实的继承人相信了,这就足够了,足够置恪于死地了,好在,天下人知道,天下人明了,甚至连长孙一党的人,都明白李恪是冤枉的。
尽管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事实是否确实如此,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史书究竟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照顾相比之下就单薄了许多,甚至无从列举。李恪能否算上是唐太宗爱子,着实值得推敲一番。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七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七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
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仍旧把心爱的李泰、李治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却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的身侧,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
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再者,贞观11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
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就是: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一旦犯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而是在训斥。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斥责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其实现在李格也了到了这一点,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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