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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唐书》的“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类己。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和《旧唐书》的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
都可以看出，李恪应该说是太宗心目中比较完美的继任者人选，撇开他的身世不谈。
而且从史料上可以看出，太宗逝世之前，他都还是很有野心的，从太宗立李治为太子以后赐吴王恪书可以看出。
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若吴王恪是个太过于本分的人，太宗也不必如此费尽苦心地告诫他。 但至于他最终为什么没有和他父皇走上同样地道路，去夺取他所渴望的，最终导致自己的悲惨结局，或许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身世，古代嫡尊庶卑的观念应该还是很深入的，毕竟他是庶出，这个身份，就让很多保守的朝臣所不容，比如魏征诛遂良之类，都是不能接受的，长孙之流就更不用说。
《贞观政要》里面诛遂良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便可看出当时阻挡在吴王恪面前的封建礼法是多么的残酷。
这也决定了他不能理直气壮地同他父皇当年一样血洗宫廷排除异己，他的父皇，在怎么说也是名正言顺的嫡子。
第二，估计与其母杨妃的身世与其低调的作风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其母杨妃隋炀帝女也，这便是为那些辛苦打下江山的朝臣所不容的，他们辛苦打下的大唐河山怎能接受一个身上留着隋炀帝血脉的君王？
而且，不知道各位看官注意到没有，李世民诸子里面，李恪和其胞弟李愔得名字起得是相对非常低调的，恪即克尽职守，谦卑恭敬的意思，愔则是悄无声息的意思，这或许代表了杨妃对这两个儿子的期许吧，明哲保身，恭敬谦卑，或许杨妃早就预见到了他们将来的不幸。
第三，李恪毕竟还是皇宫长大的孩子，没有经历过多少腥风血雨，没有如其父般出生入死过，也没有其父般广结天下英豪，培养一批强大地幕僚，相对地，便显得稚嫩许多，显得势单力薄，否则，在李治要治他于死地的时候，他应该还是有机会拼死一搏的！
关于李恪的死因，千篇一律的是因为谋反。但他到底有没有谋反，众说纷纭。bu过，偶个人认为存属诬陷。比起李治他要能干得多，要真谋反会败得哪么惨！
新皇登位后，授予那位能力出众的兄长吴王恪以司空之职，对于一个仁慈的帝王，和一个没有野心的属下来说，这似乎是最好的结局了。
然而最好的结局，通常却不是最后的结局。 一切都是那样的戏剧化，房家的内部斗争，本来是与恪无关的，但偏偏，恪最心爱的妹妹高阳是房家的媳妇，这足以使逐渐蜕变为野心家的长孙无忌暗暗窃笑，对这个在他看来对大唐江山威胁最大的皇子，他一直在千方百计的罗致他的罪名，终于被他找到了这个机会，而他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三年了。
房家出了房移爱这样的子孙，实在是极大的不幸，他在长孙无忌的威逼利诱下，狠毒的将吴王恪拉了进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是长孙无忌期待已久的答案，任何都明白，没有人会为李恪辩护，也没有人会站出来证明李恪的清白，房移爱傻傻地期待着，期待因为李恪的“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可以免死，却不知正因为他把李恪推进了这个深渊，使得他离鬼门关又进了一步。
这次皇室大清洗，异常的惨酷，血流成河，但最冤枉，最无辜的一个就是吴王恪，然而恪，却没有丝毫的畏惧，在他心里，何尝没有对长孙无忌的刻骨憎恨，所以他在众人心中才会成了反长孙集团的精神领袖，他冤枉，是因为他没有参加这次愚蠢的行动，以恪的才智，怎么会参与这场愚蠢的行动，他根本就毫不知情，而这样愚蠢的陷害，只有高宗李治相信了，只有那个李世民名副其实的继承人相信了，这就足够了，足够置恪于死地了，好在，天下人知道，天下人明了，甚至连长孙一党的人，都明白李恪是冤枉的。
尽管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事实是否确实如此，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史书究竟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同样是在《旧唐书》中，对李恪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中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通尝，意为曾经而不是常常），对太子承乾则是“太宗甚爱之”，而对李泰更是用了“魏王泰宠冠诸王”这样的说法。如此一番比照，唐太宗对李恪这位所谓的“爱子”的宠爱，也实在平淡无奇了些。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照顾相比之下就单薄了许多，甚至无从列举。李恪能否算上是唐太宗爱子，着实值得推敲一番。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七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七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
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仍旧把心爱的李泰、李治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却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的身侧，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
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再者，贞观11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
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就是：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一旦犯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而是在训斥。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斥责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其实现在李格也了到了这一点，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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