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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后，吴晗再次写信给胡适，告之蒋廷黻先生劝自己研究明史。胡适致信吴晗说：“蒋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信中说，“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信中还以自己多年治学经验，从五个方面解答了吴晗所提的几个问题，并将有关学者谢国桢、孟森及其著作介绍给吴晗。最后告诫：“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
其实，二十几天前，胡适为了安排吴晗的学习及工作，已给两位老朋友翁文灏、张子高写信，向他们推荐吴晗。信中说：“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胡适还建议请清华的教授读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的人作‘助手’”。并附上《胡应麟年谱》。
胡适对吴晗无私的关心和指导，使他受益终身。几年后，吴晗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明史学者。
成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学者从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大肆拆毁燕京古城的吹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晗因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燕山夜话》等，与邓拓、廖沫沙同时获罪，死于非命。
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二期，发表了汤晏的文章《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确定了师生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全国开展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吴晗对恩师胡适照样是口诛笔伐，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体悲剧。
是年，胡适还曾复信闻一多、梁实秋，有意牵头《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可惜，种种原因，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实秋一人穷毕生心血，独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
在北大教学和著述半年后，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适应丁文江夫妇之邀，带儿子祖望到北戴河去度假。
丁文江，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1921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沪商埠总办。5月，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个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1926年7月，鲁迅曾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一口气批评了陈源、胡适、牛荣声、刘海粟等一干人，其中有丁文江。鲁迅于1931年12月写的文章《知难行难》中，针对《申报》一则电文，“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奉蒋如，对大局有所垂询……”，再次对丁、胡进行嘲讽。
丁、胡住在北戴河莲蓬山一座别墅里。胡适登上可俯瞰乐亭的碣石山，眼含热泪，自然想起老朋友李大钊。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亚东图书馆），扉页上题签“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1931年8月17日，胡适携儿子祖望与丁文江夫妇，告别海浪沙滩，回到北平。初秋，9月14日，北京大学第二学期开学。
四天以后，发生了令中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早就策划好的阴谋，由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队引爆埋在南满铁路上的炸药，将铁路炸断，却造谣指责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然后在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寇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自这日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皆言国民党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事实并非如此。作家王树增在其长篇报告文学《抗日战争》中说：“1990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按照张学良的说法，“日本要来挑衅，想借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冲突就不会扩大，日本也就找不到动武的借口”，而中央“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
张学良后来以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史册，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原本平静教书治学的生活，已弭平胡适因批评国民党专制带来的伤痕，寂静的书斋也消退了胡适在上海的政治热情。尽管治学和教学的环境深受影响，而心志有些遗憾，但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头，他的一腔爱国热忱，又在他身上汹涌澎湃。
“隐逸态度为宜”——周作人躲进“苦雨斋”
1931年年初，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在灰蒙蒙的阴云下，显得清冷而寂寥。周作人在书斋里，写信给汪馥泉，信中说，“我觉得现在各事无可批评，有理说不清，我们只可‘闭门读书’，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也。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是反动时代的起头，低文化的各国多趋于专制，中国恐亦难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现代中国作家书信》）。
周作人是以大时代的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他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扮演了战士的角色，还曾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等重要的进步文章，胡适称《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周作人这些文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周作人还在1919年的“六三”事件中，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写《前门遇马记》，半是抗议，半是嘲讽，并亲自送到李大钊那里，编进《每周评论》。陈独秀在东安市场撒革命传单被警察厅逮捕，周作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前去探监，设法营救。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周作人让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躲在八道湾十一号一个多月。周作人还曾着迷于日本的类似共产主义的“新村”运动，那虽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地，也是周作人自己的“乌托邦”。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新村”运动的支持者。进步的周作人，当时的人望是超过其兄鲁迅的。
“清党”以后，周作人躲进寂寞的八道湾，那“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如同古寺一般。周作人的“五四时代”渐渐结束。
1930年2月1日，周作人在《致胡适书》（收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一九二九年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读，不禁怃然……
周作人一生读书成癖，且以写作为生命存在方式，“几乎全不把笔”，虽“自知或者于道更近”，却是生命的停滞，其间的痛楚，可想而知。
周作人于1929年岁尾，曾提出“闭门读书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风雨雨，无可奈何，身处白色恐怖，又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焉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只能沉湎于“凡人的悲哀”了。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批判国民党专制，并讨还“人权自由”，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对五四运动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他写信给胡适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
尽管周作人的信中，弥漫出文人的世故之气，但胡适还是十分感动。他回信说，“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得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有时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胡适在信中，还引用了王仲任的名句“心？？涌，笔手扰”来表“最足写此心境”。
胡适在信中，对周作人来信中的一句“交浅言深”，颇“有点感触”。胡适十分动情地说：“生平对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
读此信，相信读者会对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产生敬意：两人既开诚布公彼此人生选择与政治选择上的分歧，或公开论战于报端，或私下通信相劝；同时都遵循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尊重对方的选择和言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寂寥中的周作人，再受致命打击。1929年11月20日，在深秋肃杀的寒风中，他那如花朵般的十五岁女儿若子，不幸突然凋谢。
对于爱女的夭亡，周作人写《若子之死》记之：
十六日若子自学校归，晚呕吐腹痛，自知是盲肠，而医生误诊为胃病，次日复诊始认为盲肠炎，十八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已并发腹膜炎，遂以不起。用手术后痛苦少已，而热度不减，十九日午后益觉烦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继以昏呓。注射樟脑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为招来，唯兄丰一留学东京不得相见，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医生不置。常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姆妈，我不要死”。然而终于死了。吁！可伤已。
周作人这段文字，不仅写出爱女夭亡经过，特别是若子临终时神志清明，那一切言行，让人历历在目，不堪回首，更是写出作为父亲的周作人肝肠寸断、如触肿疡的刻骨悲痛，令人泫然。
从此，已四十一岁、意识到“人过中年”的周作人心绪忧郁，向执教的女子学院告假，“在家，终日怅怅无所之”。为了祭悼爱女，他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设祭棚，请来众僧人，置道场，放焰口，诵经文。然后素车旌幡，将若子遗体置西直门外广通寺内，托僧侣诵经。后每逢祭日都诵经悼念，成为惯例。周作人乃受高等教育之人，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他这么做，既是抚慰爱女在天国的灵魂，又是借此抚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灵。更重要的是，他在表达对一切生命的尊重。
接着，在若子逝世后的十二天，周作人在《世界日报》上连续两天刊登广告，将若子之死归罪于德国医院山本忠孝大夫误诊。这种涉嫌迁怒与报复的心理，有些失态。但误诊乃实情，联系梁启超之死、鲁迅之死，皆是外国医生误诊所致，周作人的做法，似又可谅解。笔者有《鲁迅之死与梁启超殒命》一文，刊于2011年11月28日《今晚报》，读者不妨一阅。
1930年1月5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去冬十一月次女若子病故，心情恶劣，至今未能安心读书，自思对于死生别无甚迷执，唯亲子之情未能恝然。”
3月，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说，“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应“用经验与理智去观察人情和物理”。但若子之死，他表现得并非“理智”。人啊，有时很难说清。
1930年5月，装帧十分精致的小型周刊《骆驼草》悄然问世，立刻引起北平学界的关注。不料，刚到6月，左翼作家就在《新晨报》副刊上发表批评文章，讥讽《骆驼草》上的文章，都是文坛“落伍”之流所写。
左翼作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拉普”理论胡乱批评《骆驼草》，不仅引起周作人身边人的极大不满，也让不少自由主义者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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