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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枷。”
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的颈上，随即逃走了。第二天早晨，监差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和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联系那时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公，虽心怀革命之志，肩负历史使命却不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把“五四”以来的文学局面搞得风声鹤唳，却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想来，刘半农的这则笑话，还真未必只是笑话而已。
遗文犹在，仍可读出为世故风尘所不能湮没的刘半农精神：作为平凡人的刘半农，有愤世嫉俗的一面，有幽默灵性的一面，有追求功名的一面；作为战士的刘半农，曾有过时代磅礴的生气，有过意气风发向旧世界开火的锋芒；作为隐士的刘半农，依然不失砥砺精神而甘于寂寞，依然不失在“理”与“势”的矛盾中的哲学、人生的思考。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
——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其时，距俞平伯移家清华园南院七号，自定东屋室名为“秋荔亭”整一年。他于戊辰年（1928）秋，受聘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翌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俞平伯开始讲授《清真词》、戏曲和小说，同时到国立北京大学兼课。再一年，在清华大学同朱自清、杨振声等教授合开“高级作文”课，专授“词”习作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俞平伯即刻找到胡适，晤谈时事。30日晚，又致胡适函，“述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从精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虽是书生救国之道，却见拳拳爱国之心。
胡适等人面对日本亡我之心，也心绪恍惚。胡适很同意俞平伯的建议，他说：“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最后，办《独立评论》便是他们这帮“乱世的饭桶”，用爱国之心、良心抚平伤痛，为国家出点微力，尽点心智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可知，“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俞平伯常常从清华南院“秋荔亭”，乘车到后门内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家，参加讨论。在交通不发达时代的北平，那是很遥远的路程。
要知道，俞平伯此时，已渐渐专注于《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一个诗人、散文小品作家，正在向一个纯粹的学者转化，能如此积极关心国事，已表明其爱国者的姿态。
壬申年（1932）元旦，《中学生》月刊第二十一期，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的总题目下，发表了五十二位学界名人的短简。其中俞平伯告诫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应当救中国，还要积极创造救国的条件。他向世人宣告：“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丁文江曾有名言，称知识分子是“治事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此话有些偏颇，更有些深意。1932年11月3日，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俞平伯写《广亡征！》。因文中有令人震惊之名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与《中学生》里的短简大唱反调，自我否定，而被批判为投降主义汉奸论调。书生啊，有时是民族理性的代表，有时是酒囊饭袋，一脑袋糨糊。
认真阅读《广亡征！》可知，其实总体上是痛彻心扉的陈词、一腔沉痛的爱国之言。但错在缺乏理性分析，遂得出悲观结论。原本是批判当权者误国之罪，却因骨子里的孤傲之气、书生之见，做出了错误的表达。
前面已介绍过的废名，对好友俞平伯看得清楚，他在《古槐梦遇·小引》中说：
我常心里有点惊异的，平伯总应该说是“深闺梦里人”，但他实在写实得很，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我想解释这个疑团，只好学时行的话说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
惊鸿一瞥，说得端是剀切。俞平伯身上反帝反封建的意气，一直都没有泯灭，作为一个爱国的有良知的作家，在虎狼窥伺的国家危亡之时，他终不是“深闺梦里人”。他的血液里、他的文章里，激荡着爱国主义的回响。
俞平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1900年1月8日）生于苏州。原籍浙江省德清县。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曾祖父俞樾，著名经学家。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庶吉士、编修、河南学政。罢官归苏州治经学，主讲紫阳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后以会试复原官，一生著述甚多，作诗词，写小说，编戏曲，著有《春在堂全书》计一百六十种，近五百卷。俞平伯六岁时，已享弄孙之乐的俞樾方故去。
父俞陛云，晚清探花，也是饱学之士。母许之仙，是清朝松江府知府许祐的女儿，也精通诗文。俞平伯自幼从母读经书，九岁入塾从师学古文。后又入苏州平江中学，乙卯年（1915）秋，十六岁的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全家迁入北京，居北京大学后垣毗邻的东华门箭杆胡同。两年后，陈独秀携《新青年》也租住该胡同。
俞平伯十七岁时，师从北大教授、训诂学家、狂士黄侃，开始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十九岁时，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发表在《新青年》。不久，又作《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一文，据理驳斥保守派对白话诗的责难，提出新诗是“抒发美感的文字，虽主导写实，亦必力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因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辞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同年，与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被推选为干事部书记。次年，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上，后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五四运动爆发，他“浮慕新学，向往民主”，积极投身运动。是年，二十岁的俞平伯从北京大学毕业，准备去英国留学，离开之前，作新诗《别她》，表达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决心寻求救国之路。翌年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只在英国住了两个月，因费用不足，返国。
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本集子，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巨碑，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显然不可低估。胡适成为“新诗老祖宗”也顺理成章。正是在《尝试集》的影响下，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也破土而出。这是继《尝试集》后最早的诗集。胡适对《冬夜》的批评多于赞扬。胡适批评《冬夜》过于理性化，表现力薄弱，他说：“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俞平伯知道，那是老师胡适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这个新诗坛的少年人，要用形象思维，不能用抽象说理。胡适是器重和信任少年俞平伯的。辛酉年（1921），俞平伯刚刚加入文学研究会，胡适就找到二十二岁的俞平伯，让他删定《尝试集》第四版。
胡适的《尝试集》“增订四版”，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的新诗的集子，其文化意义不仅在开创风气、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更在标榜声气、指引途径、提携新人上。将这么重要的《尝试集》第四版的删定任务交给俞平伯，其深意是不言而喻的。
新诗的“老祖宗”胡适，从此再不删增《尝试集》，是对俞平伯工作的充分肯定。
俞平伯十三岁始读《红楼梦》。二十一岁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的漫长航途中，熟读《红楼梦》，便有了研究《红楼梦》的愿望。《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或学术——所谓“红学”——从《红楼梦》诞生，便已开始。“红学”一词，据《清稗类钞》，最早出现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后又有“咸（丰）同（治）以来，红学大盛”的记载。不过“红学”在那时不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或学术，而带有调侃戏谑的味道。真正将它作为严肃的学问对待，是辛亥革命之后。但很少从哲学、美学入手，而是各种“索隐”“释真”“考事”之类的“索隐派”成了主角。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第一篇文章《〈红楼梦〉考证》问世，宣告“新红学”的诞生。而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在老师胡适的启示下，其“红学”研究也硕果累累，与胡适一起，成为当时海内外公认的“新红学”权威与大师。
胡适、俞平伯等人对“新红学”的贡献有二，确立《红楼梦》为“自叙传”。首先，得到鲁迅的认可。鲁迅当时正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屡屡引证胡适考证，并说胡适的“自叙传”，“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其次，断定《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之作，后四十回为程传元、高鹗串通作伪，由高补续。
“新红学”骨干俞平伯、顾颉刚二人在辛酉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量通信，证明他的研究，弥足珍贵。如俞平伯在是年4月27日的信中说：
《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5月13日又写信说：“总之《红楼梦》实事居多，虚构为少，殆无可疑。”5月30日，信中说：“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
特别是6月18日信中所说：
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重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道雪芹此书虽记事实，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竟有些过正也未可知。
俞平伯这一段话，正确阐述了《红楼梦》艺术典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道出了艺术真实与艺术典型的全部奥秘。
俞平伯与顾颉刚的另一重大发现，是高鹗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
一次，俞平伯在旧书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书写得颇为无聊。但该书“凡例”前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经考证，证明确是高鹗补了《红楼梦》后四十回。
俞平伯潜心研究《红楼梦》，屡有发现。顾颉刚劝说俞平伯将《红楼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挑起历史大任，日后必定“大功告成”。
1923年3月5日，顾颉刚为俞平伯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梦〉辨》作序，说：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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