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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 (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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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微笑着说这番话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领导人张奚若,听着金岳霖的话,知道他分明在反击当时党内的哲学权威,便在一旁暗暗扯金岳霖的衣襟,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但金岳霖并没有接受好朋友的好意,还是微笑着绵里藏针地、机敏地将话说完。在学生快意的笑声中,艾思奇尴尬地笑,张奚若提心吊胆地笑。

真正哲学家的逻辑学本事,总是用在战斗上。它是合乎逻辑地微笑着将论敌轻松地撂倒在地。这不仅是逻辑力量,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文中说:

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师从罗素和穆尔,这两位哲学家在当时已誉满全球。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两部书,使金岳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引得他最后步入哲学领域。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读遍了西方哲学大师的经典著作。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无不涉猎,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习研究。比如,他对休谟的著作读到烂熟于胸,某一页的某句话,或某个重要的概念,他都能清楚记得,甚至倒背如流。在融会贯通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体系。归国后,边任教边治学。每周除教学用去三天外,其余时间他大都不会客,不干别的事情,集中精力研究,写作。若此时造访金岳霖,毫无例外地会吃闭门羹。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哲学著作,《逻辑》《论道》和《知识论》。

《逻辑》出版于1935年,甫一出版,即被中国逻辑学界誉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金岳霖自己却说:“写得最糟的是《逻辑》。”他认为“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论道》是在西南联大时写就的。那时,金岳霖与朱自清、陈岱孙等教授同住在昆明著名的唐继尧家的花园里,每家分得戏台大包厢之一隅。大家为照顾金岳霖写作,把大包厢最清净的地方腾出来,放置他的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供他安心写作。就在昆明北门街七十一号唐家花园,金岳霖完成了他满意的《论道》。

金岳霖的《论道》,重点是时流,用他的话表述:“‘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金岳霖创作《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其间,二人常有沟通交流。后来冯友兰在评价这两部书时说,自己的《新理学》是“旧瓶装新酒”,金岳霖的《论道》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自己却很少影响金岳霖。

《论道》问世,哲学界依旧平静如水,波澜不惊。唯一发出声音却评价不高的是林宰平,这令金岳霖大为失落。他颇为寂寥地对弟子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毫无反响,对金岳霖有些不公平。金岳霖一生做学问,态度极为严肃、严谨、严格。他有时花费不少心血和工夫写成厚厚的一摞书稿,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之处,会不惜将书稿毁弃,然后重起炉灶,再不如意,再毁弃而不惜。他是绝不拿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的。

《知识论》是金岳霖“花精力最多”也是最厚的一部哲学著作。全文近七十万字,抗战前已成雏形。尽管在日本飞机轰炸时,不带细软,此书稿却从不离手。但百密一疏,一次到山沟躲轰炸,还是遗失了。痛惜之余,金岳霖又重新开始写作,直到1948年12月,才再次完成全书。两次撰写,《知识论》耗去十年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张岱年问起《知识论》,金岳霖无奈地说,《知识论》“我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话间透露出那个年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凄楚,直到1983年,《知识论》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那时离金岳霖仙逝只剩一年。

金岳霖以八十八岁米寿高龄,在《知识论》的自序中写道:

《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金岳霖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哲学人才。很多后来的各界风流人物,对金岳霖的授业,记忆犹新。

毛泽东的秘书,曾任意识形态领导工作的胡乔木作为学生,曾听过金岳霖的哲学课。他后来回忆老师金岳霖时,说他:

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做学生时听了金岳霖的课,触动很大,他回忆道:

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金岳霖对这位弟子是有恩的,乔冠华去日本留学,其可观的路费,是金岳霖所赠。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初听金岳霖的课,成绩一直不好,甚是苦恼。不久,季羡林发现自己高中时学过的哲学课,与金教授所授非一个哲学体系,他从金岳霖的哲学课里,了解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成绩大有提高。

弟子钱学森,后来成为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他回忆,金岳霖授业时,备课颇为认真,每上一堂课,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钱学森清楚记得金教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情景。那时天气渐凉,金教授空手走进教室,坐在讲台的椅子上,然后往呢大衣袖筒里一掏,竟掏出一沓白纸,那是用钢笔密密麻麻写成的讲授提纲。

1935年,金岳霖接到一个陌生的中学生殷海光的信,信中说他读过金先生由清华大学出版的逻辑学教材后,很感兴趣,并向他请教一些关于逻辑的问题。金岳霖很欣赏这位十六岁中学生的才气,回了信予以鼓励,并邮寄一些有关的书籍给他。

过了一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学,但家境贫寒,无力承担求学费用,就写信向金岳霖求助。金岳霖即刻找到张东荪,请他为殷海光找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不久,张东荪告诉金岳霖,已为殷海光安排妥工作。金便通知殷海光动身来北平。谁知,殷海光到北平后,张东荪并未践诺。金岳霖只好自己担负殷海光的各种费用。金岳霖太忙,每周安排一次与殷海光晤面。先谈学问,然后吃饭。金岳霖热情亲切的态度,让原来很自卑的殷海光,找到了自信和自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疏散搬迁,金岳霖又出资五十银圆,安排殷海光安全返回故乡。

同事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家境困难。一日早晨,张夫人在椅子上发现了一沓数目不少的钞票,一家人感到很奇怪。张奚若忽然想到,昨天晚上金岳霖来家里串门,一定是他看到自家生活拮据,走时偷偷将钱放到了椅子上。

20世纪5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空气极其严酷。沈从文处境不好,丁玲等老友都疏远了他,他情绪极为低落,经济上也窘迫。金岳霖并不避嫌,常到沈从文家拜访,使沉闷的沈家充满了生气。金岳霖从不空手,总要带上当时稀缺的食品,让沈从文的两个儿子欢呼雀跃。有时金岳霖从口袋里弄出两个硕大的苹果,让孩子们比哪个更大,然后说一人一个。

金岳霖一生宽和,乐善好施,总是尽力去帮助朋友、同事和学生。欧阳中石在追忆这位清华园里的好人时,说他:

举止大度从容迟滞而神采奕奕的气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涌起一种“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后接近起来,却让人时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爱抚。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是一生的挚友。梁思成曾说:“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但是,“总是那么理性”的金岳霖,当爱情突然降临的时候,他自己就乱了方寸,糊涂了。他爱上了林徽因。

1931年,林徽因在北平香山静宜园双清别墅疗养时,由徐志摩引见,金岳霖结识了林徽因。这只是初识,并无深交。是年,金岳霖参加清华大学的“驱吴运动”,与张奚若、张子高等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11月19日,好友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飞往北平,途经济南,机毁人亡。金岳霖与梁思成、张奚若到济南与从青岛来的赵太侔、沈从文、闻一多、梁实秋等聚于福缘庵,与徐志摩遗体告别。后来,金岳霖又到美国度假一年。

金岳霖与林徽因相恋,应是1932年,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住北总布胡同之后的事情。1932年,梁、金同住北总布胡同三号一个前后两院的四合院里。梁一家住前院,金岳霖独自住在后院。两院相通,前后院又都是单门独户。当时,北平有多个知名的文人名流聚会的文化沙龙,其中就有一个是前院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一个是后院金岳霖的“湖南饭店”。这里常常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甚至南开大学的学者教授们喝下午茶,聊天,晚上一起吃饭雅聚的地方。在这优雅的四合院里,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金岳霖与林徽因朝夕相处,频繁交往,彼此逐渐深入了解,感情自然而然也随之加深。特别是金岳霖与泰勒分手后,一直只身一人。而林徽因自徐志摩遇难后,其感情经历了苦痛,“我的信仰、至诚/和爱的力量”(林徽因诗句),并没有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物存人亡,倍加伤情”。她对徐志摩的爱,如烟如云如雨。但对徐志摩的爱恋,总会“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飞远更远,化作远山,化作烟”。而今云烟已远。两个感情孤寂的人,一个绅士,一个才女间产生爱恋,这不难理解。

终于有一天,林徽因很悲痛地对丈夫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君子梁思成听了妻子的痛苦表达后,以冷静、友善和宽宏,化解了情感风波,成就了三个人终生不渝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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