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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深秋时节，林徽因邀请萧乾、沈从文到“太太的客厅”喝茶。
前不久，她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了萧乾写的小说《蚕》，很感兴趣，又得知是位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写的，就给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写信，希望他带萧乾来家里坐坐。沈从文又写信给萧，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请你到她家吃茶。
沈从文带领萧乾来到北总布胡同三号。该四合院对面为五四运动时火烧的赵家楼，不远处的东堂子胡同有蔡元培、朱启钤故居。当时沈从文住在无量大人胡同，与林徽因家不远。
路上，沈从文说林徽因患肺病，身体很虚弱。但沈从文敲开三号院大门时，让萧乾一怔。只见女主人嫣然一笑，清丽而端庄，窈窕的身上穿一套淡咖啡色骑马装，兴奋又快活。女主人客气地引他们入书房、客厅，介绍了自己刚从正定考察归来的丈夫梁思成，还有萧乾认识的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
“喝茶，越随便越好。”萧乾从女主人手里接过茶杯，边喝边打量客厅，七层的书架上，满满挤着线装书和硬皮西洋原装书。挂在墙上的是“读书随处净土，开户即是深山”的书法条幅，前面的条案上，有一尊古代残破石佛雕和几件清康乾时的青花瓷器。客厅摆着多把海黄圈椅和几件沙发。这就是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太太者，自然是林徽因，单看那沙发靠背上的绣花巾和靠垫，精致素雅的茶具和咖啡壶杯，便知女主人的高雅美学品位。
谈话时，林徽因说他看了《蚕》很喜欢，小说的语言和色彩，很有些唯美主义味道。又说，自己在香山养病时，写过一篇叫“窘”的小说，就没有你这样的色彩。艺术不仅要从生活中得到灵性，得到感情深度，还得到灵魂的平静和骚动。艺术本身的完美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它的表面。
林徽因说着说着，突然打住，忙再给萧乾倒茶。只见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或喝茶或吸烟斗，就有些窘迫地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梁思成吐了口烟，笑着对也在笑的沈从文和金岳霖说：“你不到大学去当教授，屈才了。”
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中这样记载了他这次与林的会见：她“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先生也只坐在沙发边吧嗒着烟斗”。
这次会见，萧乾与林徽因成了好朋友。后萧调到上海，同时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每次搞笔谈，他都请林参加。一年，萧借《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举办纪念活动，请林编《大公报·小说选》，她慨然答应。她认真阅读编选，老舍、张天翼、蹇先艾等名家和一些年轻人的小说共收入三十篇，还为此选集写了“题记”，批评一些作家“撇开自己熟悉的生活不写”，号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同年，林徽因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荐萧乾的《矮檐》。后来，萧乾成为“京派”的重要小说家和全国著名记者，与林徽因多年热情的重视提携很有关系。萧乾说，“徽因是极重友情的，关于我在东方学院教什么，在剑桥学什么，在西欧战场上的经历”，她都很关心。他们间的友谊伴随了他们的一生。林徽因逝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时有《林徽因》一集。还在世的萧乾以《一代才女林徽因》代该书之序。
林徽因闻名于中国现代文坛，除了她的美丽、善良，其文学作品为她赢得更高的荣誉。
林徽因诗歌成就最大，散文和戏剧也多才作。她虽动笔不多，甚或吝啬，但天赋和中西合璧的学养，加上特有的高雅艺术气质，让但凡落入文字的作品，皆成精品。
1934年年初，林徽因、叶公超、闻一多、沈从文等组建了“学文社”。5月，《学文》月刊在清华大学创办。林徽因为该刊设计了封面，借鉴了汉代碑刻图案，古朴典雅。创刊号上，发表了她的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和小说《九十九度中》，引起文坛关注。时为清华的学生季羡林读过《九十九度中》后，感慨道：“另有一种风格，文字像春天的落花。”
《九十九度中》写的是她极熟悉的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小说从一家饭庄的挑担进入胡同一家富人的宅第开始，随所见所闻，引出各色人物和各种故事。看似无结构无情节，下笔过于散漫，这些片断连缀起来，却构成人生百态。笔墨间，有对这芸芸众生的同情与悲悯。林徽因小说的开放性及对平凡世界、平凡人物、平凡生活、平凡命运的关注，拓展了“京派”小说的视野。
1935年，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陆续发表《钟绿》《吉公》《文珍》和《绣绣》四篇小说，分别写了美人薄命、怀才不遇、婢女逃亡、弃妇孩子，体现了作者悯人悲天的情怀，同时寄托了作者独特的人生和生命的体验。
林徽因是不满意自己的小说创作的，生前她从未将之结集，在那个以出书博世名的年代，更显出她的文化人格的清高。
林徽因最终在五十一岁时，因病不治去世。“人艳如花”战胜不了死神，张奚若、金岳霖、周培源、钱伟长组成治丧委员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追悼会。林徽因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林徽因的两位挚友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为她写了一副充满诗情的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墓碑上刻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人艳如花”的斯人已去，她的诗文还在传读。
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及与林徽因的爱恋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方法上，金岳霖先生是“真正能融合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的唯一学者了。张申府评价更高，说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这不禁让人想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问世，被誉为引起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震惊的划时代的哲学著作，胡适也成为中国哲学界划时代的人。胡适也曾自矜：“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整理国故与“打鬼”》）
谁是中国哲学界第一或骊珠双得，都成佛作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乾嘉学者取得可观的成绩，整个中国哲学界显然是严重缺乏方法论的武器，主观上更没有“哲学方法”的观点。正如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所说：“近代中国哲学中缺乏的方法论，似可以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填补。”如今，有了胡适和金岳霖，有了中国自己的哲学体系了，这是该肯定的。
胡适前面已经介绍过。此处说说风度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的京城名宿金岳霖。
1984年7月，正是酷暑时节，金岳霖先生患急性肠胃炎和肺炎，住进了首都医院。正好社科院文研所的张韧到《当代》找笔者谈一篇评论，之后他说要去医院看金岳霖先生，笔者便与他同往。
笔者第一次见金先生，是恢复高考后，笔者参加了在北京大学的阅卷工作。袁行霈教授任组长，笔者任副组长。阅卷工作一结束，就与两位参加阅卷的北大毕业的朋友，一起去看他们的老师金岳霖。他们是1954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阅卷休息时，讲了不少金岳霖的逸闻趣事。见到金先生时，他正与几位朋友兴奋地谈“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见到他的弟子，招呼坐下继续他的话题。金先生已八十四岁高龄，头戴一帽，微仰着头，脸色苍黄，但精神甚好，谈兴正旺，好像说1976年那场唐山大地震。他说大地一发抖，他并没有冲出屋去，因为他已近八十岁高龄，没有那么敏捷了。后来，他在院里搭了个塑料棚住了进去。有人问他为什么一次要捐给灾区三千元，那可是工人近十年的薪水呀，金先生把头再向上仰了仰，说：“没有吧？我捐过吗？”……
这情景与金岳霖高徒汪曾祺后来写的回忆，毫无二致：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我与张韧在首都医院一间病房，见到金先生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窗上炽热的夕阳，很安静。张韧与他都在社科院，彼此较熟。我就在一旁听他们谈老北大的事。临告别，金先生说，怠慢了年轻人，连杯咖啡都没有。我那时四十岁出头，与他告别时，他那张在深色的小睡帽下面的脸是苍黄的，有些水肿的，但笑容很温暖。
大约是这年秋天，张韧告诉我，金先生在自己的寓所走了，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墓地不远。
金岳霖（1895—1984），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字龙荪。
十六岁时，清华学校招生，金岳霖在长沙报考该校中等科。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考试，一见国文题《“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蒙了。他没学过唐朝裴行俭的文章，无法落笔作文，结果名落孙山。
同年夏天，得知清华学校高等科招生，不服气的金岳霖千里迢迢地到北京报考。作文题变成《“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议》，他沉思片刻，一挥而就。英文试题对在教会中学读书的他来说，也并不难。数学题极难，幸运的是，考生十有八九不会做。结果，发榜时，他榜上有名。清华中等科不第，高等科金榜题名，不啻“金鲤跳龙门”。这让长沙的亲友好生议论了一番。
金岳霖虽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从小受到教会学校教育，思想开化进步。辛亥革命之后，人们纷纷剪辫子，金岳霖不仅率先将粗粗的辫子剪掉，还仿唐人崔颢的《黄鹤楼》诗，写了一首打油诗：
辫子已随前朝去，此地空余和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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