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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沈从文在与历史博物馆的老同事李之檀谈到自己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一个人不应该去追求权力和钱，一个人追求的应该是怎样发展你的智慧，而发展智慧就需要增加知识，你的知识增加了，你的智慧才能够发展。这或许不是沈从文的原话，但这样的表达，已让我们看到了书生本色。
“人生是一本大书”，是沈从文的名言。他这本大书，用季羡林的话说，就是“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但这似乎并不全面，应该说这是一本充满对立矛盾的书。研究沈从文的美籍华人专家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让我们看到两个沈从文。金介甫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的沈从文感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内战结束，饥饿和鸦片被清除，“中国人民已经挺胸站立在世界之林。特别是他作为政协委员，重返湘西，生活欣欣向荣，他的心已向人民政府靠拢。特别是1961年，他与十多名青年作家，一起拜谒革命圣地井冈山，感受更深，甚至想写一部讴歌革命烈士的长篇”。
但是，随着国内阶级斗争日渐激烈残酷，知识分子都受到了整肃。沈从文也不例外。据陈徒手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所述，“文化大革命”期间，沈从文曾经帮助过的画家范曾，竟写大字报揭露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对范曾之举，万分震愕和愤怒：“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当生存、尊严受到严酷挑战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守得住良知的。1957年“反右”期间，一次在文联大楼（即现在商务印书馆）开批判萧乾的大会，沈从文一改往日的生性孱弱，站起来大声发言，耸人听闻地揭发他的学生萧乾道：
我知道萧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
他所谓的1930年与美帝勾结，是指当时萧乾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莱编辑过八期英文期刊《中国简报》，宣传中国新文学。沈从文也曾帮助《中国简报》，他是清楚知道萧乾仅仅帮助阿莱宣传中国新文学而已。
萧乾在口述自传《风雨平生》中，写到了沈从文揭发自己的这件事，萧乾理解宅心仁厚的恩师沈从文对自己的“揭发”，只是为了自保。反正自己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老师表态划清界限，是可以理解的，没必要过多计较。
到了更严酷的“文化大革命”岁月，萧乾从湖北干校回京治病，同时为解决自己被无端没收的住房问题，四处奔波求助。他也没忘记去看老师沈从文。见他挤在一间小屋内忙着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为改善沈从文的住房条件，他到处呼吁，甚至找到当时在北京市“革委会”工作的朋友帮忙。
令萧乾万万没想到的是，沈从文闻听萧乾帮他跑住房问题，竟勃然大怒。师生在马路上相遇，老师声色俱厉地责骂学生，曰此举影响了他正在好转的前程，他训斥道：“我的住房问题，用不着你管。”
后来，沈从文还让夫人张兆和转给萧乾一封亲笔信，大意是我死后，不许你参加追悼会，也不准写悼念文章，不然，将诉诸法律。
在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沈从文。是政治的丑陋，还是人性在高压下的堕落？纵观沈从文的一生，你会发现有许多难以整理的矛盾，许多写他的文章，一直萦系于他生命进向与存在困境、理性与情感相冲突的主题。可沈从文自己却说：
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地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
读懂他的书，或可看懂他的为人包括他周围的世界。
“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冰心，从清丽温婉的
《繁星》《春水》到寓意深邃的“问题小说”
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故事里有神女与仙姑；围绕着他们天花绚烂，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
——《往事集·自序》
1933年，冰心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之外，又兼在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
两年前，她的长子宗生（吴平）降生。1923年，她在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搭乘的“约克逊”号邮轮上认识吴文藻。后来，这位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又学富五车的年轻人成了冰心的丈夫，二人相濡以沫地走过了一生。
在美利坚合众国学成后，冰心于1926年再次乘坐“约克逊”号邮轮，在北京明丽的初秋时节重返曾求学的燕园，成为燕京大学的一名助教。不久，又被聘为《燕京学报》的编委。次年，《燕京学报》的创刊号上，学者王国维、新秀冰心的文章同时刊出。冰心的文章是《元代的戏曲》。又两年后，吴文藻以博士学位归国，与冰心举办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幼年即随时任海军“海坼舰”副舰长的父亲谢葆璋住在上海、烟台，又迁北京。进位于灯市西口的教会办的贝满中学读书，曾信仰基督教。1918年，考入北京协和大学预科，后入燕京大学就读。受《新青年》影响，五四运动中参加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在《晨报》发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一文，表达爱国热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冰心产生利用小说反映和探索问题的想法。从次年始，署名冰心在《晨报》等报刊发表《谁之罪》等“问题小说”，广受文坛关注。
《谁之罪》，通过两个精神依托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家庭的鲜明对比，揭示旧生活方式对年轻人的事业和进取心的戕害和消磨。《斯人独憔悴》写父与子因学生运动所产生的矛盾，批判了封建家长的落伍。《去国》描写一位学成归国的爱国学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痛心遭遇，是对黑暗社会扼杀一切生机的控诉。《庄鸿的姊姊》和《最后的安息》写黑暗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但是，这些小说情节较简单，人物较苍白而软弱，名为“问题小说”，却未提真正的本质的社会问题和发人深省的人生问题，与叶绍钧同类小说相比，轻浅许多。评论者较为推崇冰心朴实的写实风格，但因是浅层的“实”，未触及社会生活的肌理，故只能雾里看花。
冰心参加文学研究会之后，其反帝爱国热情中，渗入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人类之爱”幻想。小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多了。其散文高扬“爱”的旗帜，将田野、鲜花、孩子、老人，都笑着融化在“爱的调和里”，构成一种虽美丽却是虚无缥缈的境界，离社会人生太远。文学充满悖论，冰心多少触及现实生活的小说，早已随世纪之风，化成斑斓之尘，被人遗忘了，而她那些远离动荡历史生活、感情真挚、曼妙轻盈的对人生咏唱和慨叹的散文和诗篇却一直在被人传诵。
1931年，冰心又写了短篇小说《分》。这距她在《小说月报》革新后的初年，井喷式地发表《超人》《爱的实现》《最后的使者》《离家的一年》《烦恼》等一大批“问题小说”的时候，已有七八年了。《分》对自己早年的“爱的哲学”似有反省。小说通过两个婴儿的眼光看到人间境遇的不同。两个婴儿在医院降生后，教授的儿子用汽车接回家，屠户的儿子伏在父亲的肩上冒着漫天大雪回家。小说虽有斧凿痕迹，但能以阶级的分野来审视并反映生活了。
冰心应丁玲之邀，在左联的《北斗》上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远无“五四”之后那么有影响了。抗战爆发后，举家迁到重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署名“男士”，发表系列小说《关于女人》，写各界女性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故事，寄寓爱国主义思想。比起早期小说，一改大家闺秀式的轻曼，始有较多的社会现实内涵存焉。茅盾在《冰心论》一文中说：
谁也看得出，这篇《分》跟冰心女士从前的作品很不同了。
冰心写完《我们太太的客厅》后，于1934年在《文学季刊》的创刊号和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短篇小说《冬儿姑娘》和《相片》。1936年又创作短篇小说《西风》。
《相片》应是冰心的力作。写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美国传教士施女士，遭到爱情背叛后，以种花、养狗、玩古董打发寂寞的生活。后又收养了一位中国孤女，把一腔母爱倾注在孤女身上，孤女淑贞十八岁时，随她到了自己的国度度假。已青春觉醒的淑贞，在异国与同胞李天赐邂逅，但是他们间的爱情却被施女士冷酷地扼杀了。小说展示了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揭露了慈善家、传教士施女士在抚养孤女的背后隐藏着的自私、卑鄙和占有欲的丑恶灵魂。
《西风》是一篇通过描写职业和婚姻矛盾而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女主人公秋心与男主人公远，同在异国读书，彼此产生了爱情。但秋心不愿抛弃所爱的教育工作去做家庭主妇。被拒绝的远，与另一姑娘结婚。从此，秋心和远天各一方。十年后，二人竟在旅途中不期而遇，激起感情的波澜。无奈此时的秋心已到“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专心于教育而亲朋零落流散，只留下无边的苦寂。当突然面对往昔的恋人家庭美满，牵儿拉女，享天伦之乐，她备感悔恨、伤感。这篇小说，是冰心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苏联之后创作的。冰心在该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生存命运的焦虑，耐人寻味。
1933年深秋时节，冰心创作了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此作在天津《大公报》连载。《我们太太的客厅》写的是女主人公我们太太家里客厅发生的故事。我们太太倚仗富有的银行家丈夫的钱财，将家里的客厅营造成北平闻名遐迩的“文化沙龙”。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常常聚集一群学者、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社会名流，他们边喝咖啡、品茶，边谈莎士比亚、哈代、叔本华。《我们太太的客厅》给现代知识阶层勾画出一幅漫画，寓以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纵观冰心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以反映社会矛盾为主旨的“问题小说”，这不是她最好的小说。但小说的题目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因为那时北平总布胡同有一间闻名遐迩的“太太客厅”，主人正是当时的文坛名媛林徽因。那是当时沈从文、萧乾、林语堂、金岳霖、俞平伯、梁实秋等社会名流经常聚会、讨论文学的沙龙，与朱光潜的“读书会”文化沙龙相映成趣。当时，年轻的作家萧乾从沈从文那里得知，因他写了小说《蚕》被林徽因极为赏识，“太太的客厅”主人邀他去她那里吃茶。萧乾多年后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中，清楚地记录了他1933年第一次到“太太的客厅”去的情景：
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可见，萧乾把这次茶话会，看成一次收获了信心和勇气的文学聚会。当然，沈从文、金岳霖也有不少写“太太的客厅”深厚的学术氛围和文友的深情厚谊的文章。请注意，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通史》，在“林徽因”一节，有这样一段文字：
林徽因是一代才女，她的专业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同时中西贯通，有广泛的文学兴趣。她的北京的家成为“京派”作家聚会的中心并非偶然，主要由于她的高雅艺术气质具有的魅力。
文学原本就是表现人灵魂的艺术，冰心在《我们太太的客厅》里，写出旧社会一些无聊文人的丑态，对他们做出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谴责，乃是有良知和道义的作家的责任。至于有人不满冰心打击面过大，未免不够厚道，甚至怀疑小说有恶意诽谤他人之嫌，这是把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与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的做法，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茅盾在《冰心论》中说：“她在家庭生活小范围里看到了‘爱’，而在社会生活这大范围里看见了‘憎’。”这位沉浮于文坛经年，深谙世道人心的作家说出的话，大有玄机，意味深长。从生活中发现真、善、美的作家，都是对苍生怀有悲悯情怀的。在茅盾看来，冰心将“爱”与“憎”、正与邪、高尚与卑下和谐统一于一身，从而揭示人物的复杂人性，正是文学的高境界。
1931年，丁玲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时，曾写信给在青岛教书的沈从文：“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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