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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是从“新月派”冉冉升起的诗人。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这样推崇闻一多：
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徐志摩准确地概括了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以及他在当时诗界的地位和影响。
闻一多与徐志摩在诗的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二人的性格、思想也迥然不同，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是轻盈潇洒的诗风，而闻一多的诗则更为深厚持重，但在用很高的诗艺术手段表达人生的思考与执着、爱的信念与深情方面，他们又有太多的一致。他们是共同地、缺一不可地呈现了“新月派”的诗风和精神，推动了新诗继承中国诗歌传统之格律化运动。这与郭沫若等过多借鉴、模仿西方诗风，放弃传统有所不同。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封建世家，父亲是清末秀才。闻一多自幼学习传统诗书，六岁入塾读四书，七岁习国文、历史、博物等课本。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两年后入国民公校及实修学校。同年夏，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改名多，1920年又改为一多。他曾在当时写的自传《闻多》中，风趣地说：
好文学及美术，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人或责之，多叹曰：“吁！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或奏箫笛以自娱，多宫商之音。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云。
闻一多家乃是“书香门第”“耕读世家”，《闻多》中亦说：
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
家庭对教育颇为重视，其文化氛围甚为浓郁。每到寒暑假，闻一多率弟妹们一起读书，写诗，评诗，“将欲‘诗化’吾家庭也”。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身边也聚集了一群喜欢文学的同窗，以《清华周刊》为园地，以清华文学社为依托，共同创作新诗，互相批评。梁实秋等同学都纷纷加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夜抄岳飞《满江红》贴在饭堂柱子上，满腔激愤，投入运动。并担任学生会的文书，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个月后，被推举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
闻一多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参与《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编辑工作，同时兼顾学校文学、美术、戏剧社团活动。1919年闻一多开始试写新诗，写有《西岸》《时间底教训》等诗，并编手抄本《真我集》，显示出追求个性解放、犀利的批判锋芒。1922年，他开展了诗歌理论研究，写成《律诗的研究》，是较早用新的方法对诗歌进行研究的成果。
闻一多1921年本应从清华毕业，但因参加抗议军阀镇压北京八所大专学校教职员工的罢课斗争，被校方勒令留级一年。1922年春节，先回老家与高真结婚，5月正式从清华毕业。
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等大学美术系就读，志趣却转向文学。研究中国传统诗歌外，也研究西方古典文学，尤其是英国诗歌。1923年9月，闻一多第一部新诗集《红烛》在国内由泰东书局出版。收录一百零三首诗歌。显示了闻一多的才华。
1925年，闻一多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
如同朱自清一样，闻一多早年思想并不激进，但一直关切国运民瘼，为黎民黔首的困厄大声疾呼，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1927年春，他一度参加北伐军宣传工作。
1928年，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收二十六首诗，都作于回国之后。到抗战时期，闻一多积极投入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黑暗腐败，终于“拍案而起”，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7月15日，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用自己的鲜血写出人生的壮丽诗篇。
在《红烛》中，诗人唱道：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有明显的艺术追求，内容上多是对生活的美与爱的向往、渴望和追求。艺术追求，系继承李白、李商隐、陆游的艺术传统。如《李白之死》以诗的幻思写诗人李白为追求爱与美而死去，《爱与美》超越了唯美主义，而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在思想上，《红烛》受到了郭沫若《女神》激情澎湃、抒发时代热情的影响。《红烛》的出版有赖于郭沫若的帮助，是郭沫若将它介绍给上海泰东书局的。当然，闻一多很清醒地意识到，他虽与郭沫若诗歌有“同调”部分，但在思想意识和艺术观上却与郭沫若和创造社是有区别的。
创造社却把闻一多视为“同道”，甚至其成员。但闻一多却不想加入创造社。他很欣赏郭沫若的文学天赋，也肯定创造社田汉等人的文学成绩，但郭沫若与创造社无端地对文学研究会发动没有道理的批判，闻一多是绝不苟同的。故闻一多与郭沫若、创造社虽保持文学上的联系，并未引为志同道合的友朋。闻一多回国后，更多地与徐志摩和新月社有密切联系，与创造社没有直接联系。
闻一多与徐志摩甫一相见，即有好感。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回到北京，在谋职时，与徐志摩“相见如故”，从此过从甚密。他频繁而有兴味地出席由徐志摩召集的聚餐会、茶话会、讨论会。8月9日，他参加新月社的茶话会，徐志摩、汤尔和、林长民等出席。两天后，他又参加了徐志摩组织的午餐会。参加者有胡适、丁西林、萧友梅、陈通伯、张仲述等各界名流。实际上，闻一多已走进北京由著名学者、作家等组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交圈。
还是在徐志摩的鼎力帮助下，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谋得编辑职务。闻一多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写这一谋职过程，见于闻一多8月11日参加完徐志摩午餐会后致闻家聪的信（《闻一多全集》）。
徐志摩问：“谋到饭碗否？”
闻一多答：“没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
两人谈到了“晨副”，徐志摩就说：“一多，你来办罢！”
后来，闻一多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担任了教务长，又借助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创办了《诗镌》。在这一阵地上，闻一多提倡新格律运动，已与郭沫若的《女神》诗风渐行渐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志摩等作家纷纷离京到沪。原计划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由徐志摩和闻一多共同主编。但令人意外的是，闻一多1928年到武汉参与创办武汉大学。《新月》由徐志摩独撑门面，他又于1931年创办《诗刊》。闻一多刚由武汉大学转到青岛大学任教，即收到徐志摩的约稿信件。在徐志摩的催促下，闻一多创作了长诗《奇迹》，寄给徐志摩。见到《奇迹》，兴奋至极的徐志摩在《诗刊·序》中说：
我要说的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
徐志摩不幸在当年11月19日，因所乘飞机在济南上空坠落而遇难。闻一多闻之，似乎淡然。徐志摩在北京和青岛的朋友，闻讯纷纷到济南坠机处，去吊祭徐志摩。闻一多并未前往，为友人洒一掬悲泪。甚至，他连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文章都没写。这自然为世人所不解。后来，在《闻一多年谱长编》中透露出一点端倪。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曾问老师闻一多，何故不写文纪念徐志摩？闻一多反问：“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闻一多的回答，显然言不由衷。浪漫的故事，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与方令孺也发生过。实际上，闻一多从1928年始，与新月社、徐志摩在精神思想、艺术旨趣上发生巨大分歧，他不到上海参与《新月》杂志工作，转而到武汉大学，即已表示与新月社、徐志摩分道扬镳。
1926年4月至1926年6月，闻一多主编的《诗镌》仅出十期。闻一多在《诗镌》努力提倡新诗形式中以音节的美配合形式美、文字美的新格律诗“三美”理论，对探索新诗继承传统和形式的多样化，是有益的。该年4月15日，闻一多致信梁实秋说：
《诗镌》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
自视自己是新诗理论和创作的领袖，并将《诗镌》的历史地位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等相提并论，就过于自信了。
没过多久，闻一多欣赏的“清华四子”之一的诗人朱湘发表批评闻一多的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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