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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刘半农又以自己的创作，很快成为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1916年10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以半侬之名，发表《灵霞馆笔记》，其中收录了爱尔兰诗人约瑟·柏伦克德的诗《火焰诗七首》等。接着，《新青年》又以“灵霞馆笔记”为题，连载刘半农用白话文翻译的诗歌、散文，与胡适在该刊连载的日记《藏晖室札记》，相映成趣。
1917年9月，主政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欣赏刘半农的思想观念和学识才华，将中学都没毕业的他，聘入北大任教。这在非常倚重学历来遴选教师的北大，是破了先例的。
当年，刘半农与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博士，几乎是同时踏入位于北京沙滩的北大校园的。很快，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便着手改组《新青年》工作。是年10月16日，刘半农在给好友钱玄同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迄今所见将《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操办，转为同人组合来办的最早劝议。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位“台柱”的商议，《新青年》自1918年元月始，由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轮流编辑；后来又由李大钊、高一涵顶替了出国访学的陶孟和与刘半农。《新青年》由此得到改观。
刘半农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多篇以文化评论为内容的杂文，除了与钱玄同合演双簧作《复王敬轩书》，又有《辟〈灵学丛志〉》《作揖主义》等，对封建守旧派及黑暗社会现象无情痛击。其文笔流畅，生动活泼。他还翻译了小仲马的歌剧《茶花女》及不少英、法作家的作品。诗歌和散文也写了不少，有白话文诗集《扬鞭集》。刘半农对白话新诗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了不少尝试和探索，吸取民歌和民间口语的营养，富有写实风格，音韵节奏和谐自然。杂文有《半农杂文》，语言也颇为犀利。
如前所说，刘半农是被破格从中学尚未毕业提拔为北大教授的。刘半农自知资历浅陋，所以刻苦学习，教学也极为认真。但中国最高学府之北大，是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的乡巴佬，是经常受到质疑的。再加上刘半农人生经历复杂，在上海滩花花世界染上“海派”的才子气，衣着入时，做派新潮，被人诟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取了公费赴法留学资格，1920年偕夫人从上海乘日轮“贸茂丸”赴英留学。翌年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是年秋返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重新返回北大的刘半农，已不是鲁迅在《忆刘半农》一文中所说，参加新文学运动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战”的刘半农了。
但是，向往性情的真实、表达的轻松自如、格调的清新通脱，却是一贯的刘半农。对于作家来说，不乏真诚的情怀气质，使他的文学永生。
从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相关回忆中，均或明或暗地扯出有关刘半农与胡适的恩恩怨怨，特别是当了汉奸又被人民政府宽大释放的周作人，晚年已改名知堂，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的需要，歪曲文人间的某些误会，硬是杜撰“反动文人”胡适“瞧不起，明嘲暗讽”“五四”“战士”刘半农。时至今日，仍有人依鲁迅、周作人之说，继续重复胡适看不起刘半农之说。比如有人说：“刘半农是憋着一股气出国深造的，周作人说他的博士是胡适促成的。”刘半农“终于得到博士学位，他是要以这博士学位来回击所谓英美派绅士的”。刘半农出国前与“英美派绅士”关系极不好，1917年新文化运动肇始，胡适在美国读到刘半农登在《新青年》上的受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感而写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有“吾所绝对赞成者也”之评。
钱玄同致信刘半农说，你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与“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因同道，胡适、刘半农等才轮流编辑《新青年》。因相好，胡适才在1918年写的《你莫忘记》诗自序里，写道：“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因相知，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由胡适、钱玄同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由刘半农向大会提交，获得通过。胡适与刘半农配合默契，以谋求全国普及。因信任，1920年在胡适推荐下，刘半农任“国语辞典委员会”委员。胡适是否“瞧不起”刘半农，读者自明。
1921年春，胡适越洋寄《新青年》给刘半农。9月，刘半农复信给胡适：
听说你害了多时的胃病，近来看报，说你到上海考查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知道是病好了：这是个可喜的消息……我老实警告你：你要把白话诗坛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别人，这是你的自由……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北大的钱，已三月没寄来，电报去催，也是不寄；留学费也欠了三个月不发，高鲁还逍遥自在，做他的官，领他的俸。我身间有几个苏，便买只面包吃吃，没有便算。但除闭眼忍受之外，也就没有别法。（这是件不得了的事，另有详信在夷初处，请你向他要了看一看，救救我罢！）但有一件事要请你出力帮忙。我今天向蔡先生提出一个《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想来你不久就可以看见。这是我万分希望他成功的一件事，曾向蔡先生当面说过，他很赞成。但他虽赞成，还要经过种种的会。所以我要恳求你，也替我卖些气力，使他早日有些成议，我真感激不尽了。
你能写个信给我么？我给你请安。
夫人公子等均问好。
弟刘复
九月十五日
刘半农是个充满血性的刚直的正人君子，如若胡适果真“很看不起他”，他绝对不会低三下四吐露自己的窘境，那样不更让人瞧不起？此信写得如此真诚、亲切，并委以重托，使人想起宋人辛弃疾之《定风波》中“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的词句。
1934年3月8日，刘半农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足可视之为胡适辩诬的文字：
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诘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孟真，胡适高徒、学者傅斯年。孟邻，北大校长蒋梦麟。逵羽是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逵羽听信别有用心之人的诬陷胡适之说，经刘半农的劝说，消除对胡适的误会。
是年7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载：
早起得半农夫人电话，说半农从绥远回来，发热不退，昨日下午方石珊来诊，说是黄疸病，劝他进协和医院。半农最恨协和，没有去。病似更重了，所以我要去看看。
下午3时，得知刘半农病逝，胡适大惊，立邀校长蒋梦麟驱车到医院，刘半农妻女见胡、蒋，跪下恸哭，胡、蒋也很悲痛，并组织北大相关人员，料理棺木等后事。
10月14日，在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大礼堂举行刘半农追悼会。蒋梦麟主祭，胡适等人先后介绍刘半农生平事迹。胡适为老朋友写的挽联是：
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日同伙又少一人；
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
胡适的挽联，寓意深广，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评价他的老战友、好朋友、战士刘半农的。把刘半农与李大钊、陈独秀等文化巨人相提并论，足见他对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的肯定。
周作人等人，在各自的回忆中，制造的胡适与刘半农间的种种恩怨是非，意图很明显，想扳倒比他们更高的文化大树。其结果，浊者更浊，清者更清。
但更可悲的是，严重违背历史真相的谣传，迄今仍在不少文学史和书本里流传，不仅继续把胡适妖魔化，更把那代文化清流的面目弄得灰头土脸。呜呼，前辈原本形逝而神留，尚有不能遮拨、火烬的价值，结果面目全非了。
刘半农曾在《半农杂文·序》中说：“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文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但他写《赛金花本事》时，却不是这样，而是认认真真地根据事情真相去写。既不率性为之，又毫无戏谑玩笑之笔。
为写好《赛金花本事》，刘半农以民国清流之尊亲见、采访烟花柳巷的名妓赛金花，一开始为世人所诟病，刘半农并不在意。他是从报刊上陆陆续续得知一些关于身世飘零的妓女赛金花的事迹的。但资料众说纷纭，乃至相互矛盾，有人说赛金花不过是一个和八国联军头目瓦德西睡过一觉的轻薄的妓女，而另有人说她是“民族英雄”，用肉体使洋鬼子对北京百姓的屠戮减至最小。为了解这位名噪大江南北的奇女子的真实面目，他必须掌握真实的材料。
曾经风华绝代的清末名妓，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要来采访她，非常感动，欣然接受。这一深入采访，刘半农得知赛金花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奇女子。她曾随丈夫洪文卿，作为驻欧洲四国钦差大使的夫人出使欧罗巴。三年后归国，洪文卿病故，赛金花被洪家驱逐出门，再落风尘。庚子之灾，她从洋人屠刀之下营救众生。洋人走后，被下大狱。后到上海重操旧业，挥金如土。为她心爱之人离开娼业，晚年蛰居北京天桥，甘于贫困。掌握真实材料的刘半农，结合历史研究，拂去蒙在赛金花身上的重重迷雾，重现真实的、传奇的、悲剧的、别样的赛金花，再度成为京城的热门话题。
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只见她身着一袭黑裙，在飒飒秋风中，独自默默低头走进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会聚的追悼会上，深深地向刘半农的遗像鞠了一躬，然后献上一束白花，又在无数双惊愕的泪眼下，默然离去。
刘半农去世后，经他的学生商鸿逵整理后的《赛金花本事》得以出版。这部褪去红粉、还原赛金花真面目的“本事”，具有文学和文献价值。
天不假年，刘半农虽英年早逝，一切都留在飘香的文字里，是不用我们画蛇添足论其功过毁誉的。
他在《半农杂文》中说：
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
刘半农在这里，谈的是一个人既要顺应社会变革，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我们可视之为贯穿刘半农一生的精神，也是很多为新文学开辟过道路的作家、学者很快与政治运动疏离，一生投入文学的共性。
刘半农在他去世之前，又补充了一则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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