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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春明外史》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对号入座，认为时文彦是徐志摩，胡晓梅为陆小曼，韩幼楼为张学良，魏极峰乃曹锟，何达是胡适，金士率则为章士钊云云。
《春明外史》连载过程中，还发生过“请命”风波，值得一提。报上连载到小说第二十一回，写到梨云身染重疴命悬一线时，读者纷纷给张恨水写信，求他笔下留情，无论如何别让梨云死去。甚至有些读者还给梨云开了治病药方，挽其性命。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证《春明外史》影响之大。太原交通司令潘宜之，有侧室郑秀珍，长得漂亮，且有文化，对潘素无感情。读了《春明外史》，颇心仪书中的杨杏园，爱屋及乌，对新闻记者大有好感。正巧，结识了当时名小说家张秋生的弟弟，太原报人张慎之。二人一见钟情，逃到北平，成为夫妻。张慎之入《世界日报》工作，同人便开玩笑：没有《春明外史》，岂有你们这段姻缘，张恨水是你的月老啊。
张学良读了《春明外史》，甚是喜欢，便有少帅来访张恨水之举。这在北平成为当时的美谈。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少帅很爱慕张恨水的才学，欲请张恨水到司令部当秘书。张恨水拱手婉拒。张恨水一家，人口多，经济尚不宽裕，张学良为接济他，责成有关部门授予他挂名“参事”，是只领薪水，不参政务的闲职。张学良原本想出自己的传记，一直无合适人选，希望张恨水妙笔生花，实现自己有传的愿望。张恨水见少帅如此信任自己，自然欣然允诺。但因时势政局不断变化，一直未动笔，即不了了之。到了1928年，张学良在沈阳办《新民晚报》，特函张恨水为他写一部长篇小说。张恨水念旧情，遂写《春明新史》，在《新民晚报》连载，给该报赚了不少人气。
《啼笑因缘》连载后，社会上有传闻说，小说中刘将军抢沈凤喜为妾，是暗喻张学良。又传说张学良闻知，摆下鸿门宴，请张恨水到奉天，拟报此仇。张恨水果真有奉天之行，但张学良非但并未加害，反而以礼相待。宴会上谈笑风生，特别还说起关于《啼笑因缘》暗喻之谣言。张学良开怀大笑：“无稽之谈！”然后当众授“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事”两职给张恨水。自此，每月给张恨水薪俸一百银圆。
后来，张学良听信诬告，将法储会会长丁春膏下狱。丁夫人到处托人说情无果，便找到素昧平生的张恨水。急公好义、秉持公正的张恨水，给张学良致信，质问为何不经调查，听信诬陷，即抓人入狱。张学良对此函极为重视，下令彻查，发现丁春膏果然为人陷害，于是下令释放。
张学良因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囚禁。1946年，张学良在软禁中给张恨水寄了两首诗。张恨水将诗发在他主编的《新民报》上，并写下沉痛按语：
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有张将军新诗两首，真纯可喜，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列归于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探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花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今日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将军积压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何如也！
1919年秋，张恨水从芜湖到北京，先后在北平《益世报》《今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及多家通讯社任职。他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有机会接触北平各阶层人物，了解各种社会新闻，积累大量丰富的素材，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资源。《春明外史》便是如此。
《春明外史》在上海格外轰动，怕与小说“描写社会琐事，以朋友笑谑”的媚俗审美思维有关。更商业化的上海，对文学的娱乐性、趣味性看得更重。
《春明外史》在上海轰动，打破了京沪两地文艺相互排斥的格局。20世纪20年代，随着鲁迅定居沪上，全部由共产党员作家组成的创造社、太阳社也集中到上海，遂有左翼作家为旗帜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新文学的堡垒。
但左联的领导受制于当时党内“左倾”路线，对左翼文学运动带来消极影响。他们忽视了北平这座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祥地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活力。培养文学新人的全国一流高校仍在，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周围，依然集合着一批进步的有创作水准的作家。他们虽然没有组织，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鲜明的特色。左联的宗派主义，排斥这些进步作家，造成上海和北平的作家的疏离，形成京沪作家各据地盘，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北平的报刊少有向上海作家约稿的，上海的报刊更鲜有找北平作家征文的。张恨水的作品，打破了这一平衡。
1932年春，继《春明外史》后，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在北平《世界日报》副刊连载了六十四个月后，灿然收官。这是张恨水在报纸上连载时间最长、最为轰动，也是给张恨水带来更大荣誉的作品之一。
《金粉世家》借“六朝金粉”的典故，以豪门公子金燕西与平民少女冷清秋的爱情故事为主轴，深刻地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贵族之家由盛而衰的命运，透视出官宦之家的种种腐朽、龌龊的生活与思想态貌。小说通过金、冷的爱情悲剧，探讨了不同门第的婚姻观、道德观和人生观是否可以调和的问题。小说篇幅很长，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金燕西以各种手段骗取了冷清秋母女的欢心，然后未婚先孕，仓促成婚。但金燕西禀性难移，仍在外寻花问柳。金父暴死，更无约束，放浪无羁。见家境败落，遂又与新军阀之妹白秀珠勾搭，与冷清秋感情彻底破裂。在一场大火中，冷清秋携子逃离金府，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小说围绕着金、冷的爱情悲剧，展示金府这个权贵之家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充满血腥的钩心斗角。作者在写金燕西之父国务总理金铨时，并未将他写成阴险毒辣或酒囊饭袋式的政界人物。金铨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开明通达、胸襟开阔的人物，同时又是道貌岸然、在不同场合变换面孔的伪君子。二者的统一，使金铨并未成为象征性人物，而成了性格复杂的真实而鲜活的“这一个”。通过金燕西、金铨的塑造，写出了金家两代人在伦理道德畸变中各种矛盾和情感变异中的人性扭曲。在当时，小说已具有真正的文学意义，达到很高的水平。当然，小说为迎合读者趣味，在揭露权贵糜烂生活时，采用了自然主义的描写，其美学旨趣受到影响，但仍不失为张恨水的杰出作品。
《金粉世家》很快就拍成电影，电影院观众如潮。评书艺人改编成评书，天桥一带的茶社，听说书的人满为患，再加上广播电台广播，《金粉世家》家喻户晓。
如同说书之“无巧不成书”，《金粉世家》连载之时，也发生“请命”风波。老报人万枚子读到冷清秋在那场大火中携子出走，竟与夫人泣泪涟涟。读者读到颐和园昆明湖畔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子，预感不妙，信函如雪片纷纷飞到张恨水那里，都不让张恨水写冷清秋殒命。当时北平著名画家许君武，也写信给张恨水，语气颇为不敬地指责他“笔下无情”。
鲁迅的母亲鲁瑞与街坊邻居一样，也是张恨水的忠实读者。从1934年鲁迅从上海写给母亲的信中得知，张恨水每有新作，鲁迅便购其书孝敬老母。信中说：
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读此信，让人感慨，母亲不读儿子铺天盖地的大作，反而偏偏喜欢不入儿子法眼的张恨水的作品。鲁迅自己不看别人的作品，却总有对“鸳鸯蝴蝶派”的讨伐和嘲讽。
1929年5月，经人介绍，几次赴沪的张恨水，与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相识。于是便有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自1930年3月起，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之事。
严独鹤生于1889年，卒于1968年。名桢，字子材，浙江桐乡人。也是一位在上海很有名气的通俗小说家。1922年在《红杂志》上发表的《红》和《月夜箫声》就是其代表作。《红》以委婉细腻的笔触，写了一个情节错综复杂的传奇故事。小说于淡淡哀愁的情调中，寄予对一个孤苦少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表达的是世俗化惩治感情不忠者的旧式主题。后被改名“女客串”搬上舞台的《月夜箫声》，表现一个吹箫女的喜、悲与哀伤的心境。小说情节曲折起伏，场面情景交融。箫声三吹，或幽雅，或幽咽，或幽细，情绪变化皆在其中，与当时这派小说的流水账式的叙述，大不相同。
两个审美趣味相投的文友一见如故，张恨水痛快答应严独鹤之请，将自己的新长篇小说《啼笑因缘》交由上海的《新闻报》连载。当然，这里张恨水也有自己的考虑。《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都是在北平的报纸连载，因与这座古城的精神气质相融，成了北平气质沉潜温和的一种小说流派代表，大受欢迎自有此因。但上海的通俗文学也有自己的“海派”特点，且也有一群如张舍我、周瘦鹃、包天笑、秦瘦鸥等作家，坐地为王。他要在上海滩闯出一番天地，必须靠自己的小说。他们提倡的“大千世界一情窟也，芸芸众生皆情人”（《爱之花·弁言》）的创作宗旨虽由“大团圆”转到“偶见悲剧结局”已有进步，两相比较，张恨水心中仍底气十足。但《啼笑因缘》发表后，在上海引起的甚于北平的轰动，他始料未及。话剧、沪剧、京剧、粤剧、评弹、电影纷纷移植，小说再版二十次以上，甚至让他有些震惊。
张恨水写《啼笑因缘》，缘于北平的一个新闻。一个姓田的旅长，看中了一个有姿色的唱大鼓书女艺人高翠兰，然后将她抢走。高翠兰父母向田索讨身价银两不遂，而将他告到法院。经审理，田被判刑入狱。高却对田有好感而不忘情，回到家中，常与父母哭闹，引起邻居和新闻界注意（《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
张恨水抓住这一生活素材，并加以改造。将本不具备悲剧品格的因素筛汰，颠倒违反生活本质真实的人物关系，使之符合社会本质真实，使小说获得质的飞跃。《啼笑因缘》写的仍然是爱情悲剧。爱情美好，却演变为悲剧，是社会的畸形和黑暗造成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悲剧特性。身处社会底层、幼稚柔弱的女主人公沈凤喜自身，有性格弱点，无力抗拒阴谋和暴力，但在尚师长的威逼之下，被掠入刘府后，还是发出“这是什么世界！北京城里，大总统住着的地方，都是这样不讲理”的怒吼，无疑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和抗争。小说不仅写出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真挚，还揭示出这美好爱情的悲剧，正是社会的畸形与黑暗造成的，是反动军阀制造的社会悲剧。
细究张恨水的小说大受读者的喜爱，引起新旧文学阵营高度重视、产生社会轰动的原因，其实并无什么独门秘籍。说到底，张恨水的小说，是遵循文学自身规律创作的结果。首先，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叙事时讲究故事情节的跌宕和曲折；其次，注重人物的塑造，运用传统的神貌刻画，“以形写神”外，还融入了欧洲小说特点，加强人物心理刻画和地方风俗景物描写；最后，是语言既平白如话，又清丽流畅，摇曳多姿，特别是有北平的语言神韵，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比起当时所谓的“革命文学”的主题先行、苍白空泛，广大读者争看张恨水的小说，合乎逻辑。
但是，当张恨水到江南办事，目睹处处争看《啼笑因缘》时，真是受宠若惊。他所到之处，“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甚至让他匪夷所思。
笔者为写此卷准备资料时，发现《啼笑因缘》曾引发一场官司，伴着全民阅读《啼笑因缘》热热闹闹地折腾了一场。1931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啼笑因缘》的电影改编拍摄权，并组成当时大热的明星胡蝶、郑小秋等为主演的强大阵容。孰料素与明星电影公司有积怨的上海大华电影公司的顾天为，闻讯后，速将《啼笑因缘》改编成剧本，在不违反著作权法的前提下，抢先在内政部申请到准拍执照。又与青帮老大黄金荣勾结，诱以高酬挖明星公司的主要演员。只有主演胡蝶恪守做人的道德和行规，不为所动。于是，社会上便有胡蝶与张学良在北平只顾跳舞行乐，不积极抗日的谣言广为流传。顾天为为了将胡蝶与张学良的绯闻坐实，很快又排成以胡、张传闻为内容的新剧《不爱江山爱美人》，在上海天蟾舞台公演。
张恨水素有正义感，他对将素不相识的张、胡硬扯在一起，诋毁两个清白的人甚为不满，于是站出来，公开支持明星电影公司。
次年6月，明星电影公司拍成《啼笑因缘》第一集有声电影。影票一抢而光。但南京大戏院座无虚席以待开演之时，一群法警突然闯入影院，要求立即停映。明星电影公司只能向法院交了三万元，影片方得以放映。其实，这都是顾天为在背后捣的鬼，他见又未得逞，便再请黄金荣出面，活动内政部下令《啼笑因缘》停映。在上海滩，法律只是一个摆设。后明星电影公司无奈，只能请更大的黑帮老大杜月笙出面斡旋，大律师章士钊任法律顾问，最后还是让大华电影公司敲了十万大洋竹杠，此案才宣告了结。呼呜，此不啻张恨水另一部小说是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国民愤慨。
在这民族存亡之际，张恨水道：
“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达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张恨水虽有书生意气，但又是个不尚空谈、崇真尚实，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他仅用了两个月，就创作并自费出版了《弯弓集》。弯了弓射日，集子中的小说、诗词、散文、剧本，皆是以抗御外侮、激励民族奋勇抗日为主旨的。他在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今国难临头”，当“必兴语言，唤醒国人”。
上面所提《太平花》者，是当时与《满城风雨》同在报纸上连载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一。自九一八事变后，都陆续加入抗击日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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