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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在一些问题上有相似的看法，并非是一种默契、自觉的配合，而只是基于实事求是。他们之间的怨恨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又都遵守一种法则，不公开交锋。
查1932年11月20日，鲁迅回北平探望病中老母鲁瑞，与许广平的通信，当中就有这样的话来评价周作人：
乖姑：
此刻是十九日午后一时半，我和两乖姑离开，已是九天了。现在闲坐无事，就来写几句……这几天较有来客，前天霁野、静农、建功来。昨天又来，且请我在同和居吃饭，兼士亦至，他总算不变政客，所以也不得意。今天幼渔邀我吃夜饭，拟三点半去，此外我想不应酬了。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刘复之笑话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对，因为他捧住李石曾之后，早不理大家了……
“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的评语，有点牵强。仅因废名批评他，就迁怒于周作人，难以服人。
周作人在1933年3月4日《致江绍原书》中谈及鲁迅出版的《两地书》时，颇不以为然地说：
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
后周作人又在《周作人书信·序言》中，暗含讥讽地说：
（我的书信）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
兄弟间类似这种的文中有话，笔锋一转，便成棍棒，不留情面地敲打对方，似乎不少。鲁迅的《“京派”和“海派”》一文，写的是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问题。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不久，上海作家苏汶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沈从文又写《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展开了关于“海派”和“京派”的争论。鲁迅“赶了一下热闹”，参加了争论，顺便在文中给了周作人一枪，文中说“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真正老京派打头”等语，实际上指1935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一文，开头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房东太太，便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据俞芳写的《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一文说，羽太信子曾不让孩子去看鲁迅，而且咒骂让他冷清死。这话使鲁迅和朱安很受刺激。有了孩子的鲁迅在《从孩子照相说起》中旧事重提，愤懑犹在，且多了些得意的讥讽。
于是周作人又作《老人的胡闹》一文，说：
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都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周作人一贯平和淡然，但在此这等尖酸刻薄，定有深层原因。这让人想起鲁迅那篇《趋时和复古》。该文发表在1934年8月15日的《申报·自由谈》。文章一开头说：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鲁迅在批判林语堂的同时，也把板子打在周作人的屁股上。周作人的怒气，怕由此而来，遂写《老人的胡闹》相讥。
人们都知道，1934年到1935年，鲁迅与周作人的争论，主要是关于“论语派”的争论。公开的是鲁迅与林语堂的争论，而骨子里是周氏兄弟的暗中争斗。因为周作人才是“论语派”的灵魂。鲁迅和周作人都避免兄弟公开争斗的良苦用心，也让人感动。
两位都有鲜明个性的作家，虽多年失和，彼此怨怼，但毕竟是同胞亲兄弟，血浓于水。
据他们的三弟周建人后来在《鲁迅先生对于科学》一文中的回忆，鲁迅在病危之时，竟是手捧周作人的著作阅读。在《鲁迅研究资料》第十二期中，有一封周建人在鲁迅病故不久写给周作人的信，转达鲁迅在最后时刻关于周作人的谈话，其中有关于“送李大钊之子赴日本之事，他（鲁迅——引者）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鲁迅还是肯定了周作人的一些作为。
我们再看看鲁迅逝世当天，周作人在接受《大晚报》采访时关于鲁迅的谈话：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譬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深刻。
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
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
周作人还在《关于鲁迅之二》中说：
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惟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作“人”去看，不是当作“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
周作人客观地评价了鲁迅在小说和整理国故方面的成就，也对乃兄的性格做了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对将鲁迅请进神龛的做法，予以谴责，即便在当下，也极有深刻的意义。
“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
——集状元、共产党员于一身的教授吴承仕
1935年冬，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一步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
12月9日，寒风凛冽，中国大学师生的队伍里，头发已染霜的吴承仕与学生并肩而行，赶到新华门前集会。那里军警已持刀枪警戒，气氛肃杀。从各方会集到新华门的队伍，口号震天，然后是慷慨的演讲。吴承仕振臂而呼，满腔热忱。军警受命逮捕学生，吴承仕又千方百计奔走营救，并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政府不抵抗政策。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章太炎得知北平的国民党当局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作乱为由，用兵镇压学生运动，便发电支持学生运动，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宋哲元复电表示：“先生之嘱，自当遵办。”
一二·九遂未发生血案。至今史书上很少提章太炎在此次爱国运动中的作用。
章太炎知弟子吴承仕参加此运动，甚为关心，为吴承仕安全计，多次致信劝他到南方。从弟子汪东处，得知吴承仕准备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甚喜”，催他尽快南下，并希望“每月来此两地”讲学。时章太炎居于苏州，盼弟子之殷切，让人动容。但后来，已是中共党员的吴承仕已接受党的指示，决心在北平坚持抗日救国工作，无心南下苟且偷安。他遂于1936年2月20日，在东北大学休息室，致信尊师曰：
先生慈鉴，手谕敬悉，旭初瞩望之殷，劝勉之切，唯有感激，暑假以后，自当南下。私冀时奉明诲，俾免陨越。如或国难日深，中枢颠陨，托命何所，当不可知，则区区约言，又不足道矣。
1936年6月，章太炎溘然离世。吴承仕众弟子闻章太炎先生仙逝，悲痛欲绝，无法到南方为师奔丧，他们发《通启》，告之全国，曰：“先师章太炎先生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章太炎在北平的众弟子，在北平为老师举行追悼会和遗墨展览会。追悼会现场，众弟子拟一挽联以寄哀思：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
吴承仕独自作一长挽，高度评价老师的学问、气节、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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