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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倽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其二：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胡适在《致周作人书》中自注曰：“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从诗中，我们可以读出胡适对闲适、消极的周作人，并不赞同，甚至有嘲讽、批评的味道。二人对人生的选择也大相径庭。
曾把周作人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蔡元培，是讲究朋友之道的，也从外地寄来和诗三首。这里只选一首《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蔡元培的诗，如其人，豁达、大度、有童趣。但周作人读了前辈同乡的诗后，有异乎寻常的反感，竟然不予与其他友人的诗一起发表。直到几十年后，靠写介绍鲁迅有关文章苟活时，为了赚取稿费，才翻出蔡先生的三首诗发表。发表时，周作人特别介绍道，“署名则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
当时按住不发的原因，周作人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中揭晓：蔡元培“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此非由衷之语，他与其阋墙兄长在对待一直扶掖他们上进的蔡元培的负恩、仇恨，何其相似乃尔。其实，周氏兄弟反目，貌似成为仇人，但因同一骨血，同一文化人格，他们的骨子里的兄弟情，从未断绝。鲁迅在上海读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之后，深有感触，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对此，后来周作人说：“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时，曾抄录了署名“巴人”所写五首《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原韵》，和诗的目的很明确，有“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者，如：
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称袈裟。
大家拍马吹牛皮，直教兔龟笑蟹蛇。
有“刺从旧诗阵营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也”者，如：
失意东家捧西家，脱了洋服穿袈裟。
自愧新诗终类狗，旧诗再作更画蛇。
有“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者，如：
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
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
此外，还有两首，一“刺疑古玄同也”，一“刺刘半农博士也”。谩骂鄙陋，不值一提。
胡适将“巴人”的“和诗”，抄给周作人，并非赞同“巴人”对周作人等的粗俗的讥讽，但借此敲打一下过于消极的周作人的用意是有的。周作人对此信表现得很淡然，正如他与胡适间的友谊。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吐露这种感情，说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但令周作人没想到的是，《五十自寿诗》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首先发难的是，《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廖沫沙署名埜容的文章《人间何世？》并附和诗一首，中有：
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
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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