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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 (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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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是从“新月派”冉冉升起的诗人。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这样推崇闻一多:

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徐志摩准确地概括了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以及他在当时诗界的地位和影响。

闻一多与徐志摩在诗的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二人的性格、思想也迥然不同,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是轻盈潇洒的诗风,而闻一多的诗则更为深厚持重,但在用很高的诗艺术手段表达人生的思考与执着、爱的信念与深情方面,他们又有太多的一致。他们是共同地、缺一不可地呈现了“新月派”的诗风和精神,推动了新诗继承中国诗歌传统之格律化运动。这与郭沫若等过多借鉴、模仿西方诗风,放弃传统有所不同。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封建世家,父亲是清末秀才。闻一多自幼学习传统诗书,六岁入塾读四书,七岁习国文、历史、博物等课本。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两年后入国民公校及实修学校。同年夏,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改名多,1920年又改为一多。他曾在当时写的自传《闻多》中,风趣地说:

好文学及美术,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人或责之,多叹曰:“吁!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或奏箫笛以自娱,多宫商之音。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云。

闻一多家乃是“书香门第”“耕读世家”,《闻多》中亦说:

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

家庭对教育颇为重视,其文化氛围甚为浓郁。每到寒暑假,闻一多率弟妹们一起读书,写诗,评诗,“将欲‘诗化’吾家庭也”。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身边也聚集了一群喜欢文学的同窗,以《清华周刊》为园地,以清华文学社为依托,共同创作新诗,互相批评。梁实秋等同学都纷纷加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夜抄岳飞《满江红》贴在饭堂柱子上,满腔激愤,投入运动。并担任学生会的文书,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个月后,被推举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

闻一多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参与《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编辑工作,同时兼顾学校文学、美术、戏剧社团活动。1919年闻一多开始试写新诗,写有《西岸》《时间底教训》等诗,并编手抄本《真我集》,显示出追求个性解放、犀利的批判锋芒。1922年,他开展了诗歌理论研究,写成《律诗的研究》,是较早用新的方法对诗歌进行研究的成果。

闻一多1921年本应从清华毕业,但因参加抗议军阀镇压北京八所大专学校教职员工的罢课斗争,被校方勒令留级一年。1922年春节,先回老家与高真结婚,5月正式从清华毕业。

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等大学美术系就读,志趣却转向文学。研究中国传统诗歌外,也研究西方古典文学,尤其是英国诗歌。1923年9月,闻一多第一部新诗集《红烛》在国内由泰东书局出版。收录一百零三首诗歌。显示了闻一多的才华。

1925年,闻一多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

如同朱自清一样,闻一多早年思想并不激进,但一直关切国运民瘼,为黎民黔首的困厄大声疾呼,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1927年春,他一度参加北伐军宣传工作。

1928年,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收二十六首诗,都作于回国之后。到抗战时期,闻一多积极投入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黑暗腐败,终于“拍案而起”,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7月15日,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用自己的鲜血写出人生的壮丽诗篇。

在《红烛》中,诗人唱道: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有明显的艺术追求,内容上多是对生活的美与爱的向往、渴望和追求。艺术追求,系继承李白、李商隐、陆游的艺术传统。如《李白之死》以诗的幻思写诗人李白为追求爱与美而死去,《爱与美》超越了唯美主义,而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在思想上,《红烛》受到了郭沫若《女神》激情澎湃、抒发时代热情的影响。《红烛》的出版有赖于郭沫若的帮助,是郭沫若将它介绍给上海泰东书局的。当然,闻一多很清醒地意识到,他虽与郭沫若诗歌有“同调”部分,但在思想意识和艺术观上却与郭沫若和创造社是有区别的。

创造社却把闻一多视为“同道”,甚至其成员。但闻一多却不想加入创造社。他很欣赏郭沫若的文学天赋,也肯定创造社田汉等人的文学成绩,但郭沫若与创造社无端地对文学研究会发动没有道理的批判,闻一多是绝不苟同的。故闻一多与郭沫若、创造社虽保持文学上的联系,并未引为志同道合的友朋。闻一多回国后,更多地与徐志摩和新月社有密切联系,与创造社没有直接联系。

闻一多与徐志摩甫一相见,即有好感。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回到北京,在谋职时,与徐志摩“相见如故”,从此过从甚密。他频繁而有兴味地出席由徐志摩召集的聚餐会、茶话会、讨论会。8月9日,他参加新月社的茶话会,徐志摩、汤尔和、林长民等出席。两天后,他又参加了徐志摩组织的午餐会。参加者有胡适、丁西林、萧友梅、陈通伯、张仲述等各界名流。实际上,闻一多已走进北京由著名学者、作家等组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交圈。

还是在徐志摩的鼎力帮助下,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谋得编辑职务。闻一多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写这一谋职过程,见于闻一多8月11日参加完徐志摩午餐会后致闻家聪的信(《闻一多全集》)。

徐志摩问:“谋到饭碗否?”

闻一多答:“没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

两人谈到了“晨副”,徐志摩就说:“一多,你来办罢!”

后来,闻一多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担任了教务长,又借助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创办了《诗镌》。在这一阵地上,闻一多提倡新格律运动,已与郭沫若的《女神》诗风渐行渐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志摩等作家纷纷离京到沪。原计划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由徐志摩和闻一多共同主编。但令人意外的是,闻一多1928年到武汉参与创办武汉大学。《新月》由徐志摩独撑门面,他又于1931年创办《诗刊》。闻一多刚由武汉大学转到青岛大学任教,即收到徐志摩的约稿信件。在徐志摩的催促下,闻一多创作了长诗《奇迹》,寄给徐志摩。见到《奇迹》,兴奋至极的徐志摩在《诗刊·序》中说:

我要说的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

徐志摩不幸在当年11月19日,因所乘飞机在济南上空坠落而遇难。闻一多闻之,似乎淡然。徐志摩在北京和青岛的朋友,闻讯纷纷到济南坠机处,去吊祭徐志摩。闻一多并未前往,为友人洒一掬悲泪。甚至,他连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文章都没写。这自然为世人所不解。后来,在《闻一多年谱长编》中透露出一点端倪。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曾问老师闻一多,何故不写文纪念徐志摩?闻一多反问:“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闻一多的回答,显然言不由衷。浪漫的故事,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与方令孺也发生过。实际上,闻一多从1928年始,与新月社、徐志摩在精神思想、艺术旨趣上发生巨大分歧,他不到上海参与《新月》杂志工作,转而到武汉大学,即已表示与新月社、徐志摩分道扬镳。

1926年4月至1926年6月,闻一多主编的《诗镌》仅出十期。闻一多在《诗镌》努力提倡新诗形式中以音节的美配合形式美、文字美的新格律诗“三美”理论,对探索新诗继承传统和形式的多样化,是有益的。该年4月15日,闻一多致信梁实秋说:

《诗镌》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

自视自己是新诗理论和创作的领袖,并将《诗镌》的历史地位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等相提并论,就过于自信了。

没过多久,闻一多欣赏的“清华四子”之一的诗人朱湘发表批评闻一多的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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