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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说，他们把他解聘了。我以为：“走吧。”冯先生当时颇以为知言。
废名借住的西仓后院，是他的少年时代的同学，行脚僧寂照的住处。寂照曾写信请朱英诞到西仓去清谈。朱到西仓后，朱与废名闲谈。谈到英雄美人、才子佳人，废名是反对的，他说：“自然，那些圣贤都很好；可是，从文学上说，你以为哪一部书给青年人读最好？”
朱英诞不禁脱口而出：“《聊斋》。”
废名说：“《聊斋》跟我也有点关系。不过，我说最好的一部书是《牡丹亭》。”
朱英诞作诗较早，1928年有《雪中跋涉》，1932年回北平寄籍定居后，诗写得多起来。又有诗集《小园集》问世，由废名作序。林静希的《冬眠曲》、程鹤西的《小草》也由废名作序。
抗战胜利后，废名回北平后作三篇诗评，一为冯至《十四行诗》，一为林静希，一为朱英诞。朱英诞到沙滩北大访废名。彼此重逢，不胜感慨，废名“高兴地拈一粒榛子说，‘好久没有吃到了’，便咬开硬壳，好像还问了记否温飞卿有什么咏抹胸之类的诗词云云”（《怀废名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名一直在大学里任教职，20世纪5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调至东北大学（现吉林大学），从事古典文学、美学、鲁迅等学术研究，不再搞文学创作了。
嘲讽鲁迅“为一世故老人”——以《狂飙》闻名的高长虹
1930年4月，《未名》半月刊在北平停刊，5月迁至上海的《语丝》周刊也无奈终刊。
《未名》是此前两年的元月，由鲁迅联系几个青年作家创办的《莽原》停刊后又创办的半月刊。《莽原》由莽原社办，《未名》是未名社出版，可视为《语丝》的延伸。
《莽原》周刊于1925年4月在北京创刊，鲁迅主编，附于《京报》发行。鲁迅为《莽原》写的广告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实乃《莽原》的办刊宗旨。但仅办了七个月就休刊，又隔一个月改为半月刊发行。
莽原社较语丝社更为激进，与进步学生运动联系密切，主要成员为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他们都是从《莽原》步入文坛的。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些进步的青年作家，几经分化，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高长虹，深受尼采哲学影响，从莽原社分化出去后，到上海重办《狂飙》周刊，鼓吹“狂飙运动”。狂飙社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不寻常的文学社团，正如它的主持者高长虹是现代文学中最怪异的作家一样。
高长虹少年成名，1915年，十七岁的他在山西读中学时写讽刺军阀阎锡山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诗《提灯行》。1922年在《小说月报》发表诗歌《红叶》。1924年，他与同乡好友出版《狂飙》杂志，提倡“狂飙运动”。同年到北京，联络向培良、尚钺、黄鹏基等青年作家，是年11月创办《狂飙》周刊，随《国风日报》出版。在《本刊宣言》中宣示：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周刊，便叫作“狂飙”。（《狂飙》第一期）
《狂飙》主张“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精神，得到鲁迅的认同，他在《两地书·十七》中说：“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狂飙》出到第十七期，因《国风日报》易主而被迫停刊。
鲁迅得知，邀高长虹等人到《莽原》参与编辑工作。高长虹以“弦上”为题，在《莽原》上发表多篇较为偏激的批评现代派研究系文人的文章，后结成《心的探险》一书，鲁迅将之编为“乌合丛书”之一出版。后来高长虹与郑效洵、高歌等人又创办《弦上》周刊，还是主要批评现代评论派的。高长虹一贯激进，藐视一切权威，信奉尼采的唯我独尊、唯我独醒的哲学观念，在加入《莽原》不久，便因思想分歧及鲁迅的性格问题，与鲁迅闹矛盾。
1926年下半年，因编《莽原》的韦素园没有发表高长虹好友向培良的稿子，便对韦素园不满，并迁怒鲁迅。他在1926年写的《走到出版界·革革革命及其他》（《狂飙》第一期）中，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在下一期《狂飙》之《走到出版界·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则换了口气，嘲笑鲁迅已“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章还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
其实，高长虹批评鲁迅的同时，也批评了鲁迅的死对头陈西滢（陈源）。1926年年底，鲁迅到厦门教书。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以及1928年6月写作的《〈奔流〉编校后记》等文中自然以更难听的语言回击。
鲁迅在《狂飙》停刊后，以笔名燕生在《语丝》发表《吊与贺》，文中多幸灾乐祸：
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出人意表之外”。
细看鲁迅与高长虹两方的交恶及相互嘲弄的文字，似看不出有什么难以调和的恩怨和重大的政治分歧。更多的是文人间的意气用事。鲁迅对同类作家如徐懋庸、沈从文等人滥加挞伐还少吗？
高长虹与鲁迅闹僵，远走上海，复活“狂飙运动”。1926年年底，鲁迅到上海定居前，《狂飙》周刊再度问世。高长虹也迎来创作丰收，《走到出版界》（杂文集）、《献给自己的女儿》（诗集）、《游离》（小说散文合集）等相继问世，可谓春风得意。
纵观高长虹的作品，其思想充其量只是唱唱“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高调，毕竟只是“虚无的反抗”。左右开弓、四面出击，看似炮火很猛，但多伤及进步的文学营垒。自己便在文坛孤立，几成孤家寡人。
但是，穿越“狂飙运动”的迷雾，认真研究高长虹留下的文学作品，可见他还真是给文学史提供了可资鉴赏和鉴别的诸多经验。
作家高长虹的一生，经历了曲折动荡的时代风云和特异的生活经历，始终不懈地追求光明，从未与黑暗势力为伍。他总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他信奉尼采，独尊尼采哲学观念，却藐视一切权威。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加上他那不合时宜的狷介孤傲的性格，让他最终未能走出有点悲剧性的命运。
抗战爆发，高长虹来到延安。这之前作为狂飙社的创办人和精神领袖，高长虹在文学界名噪一时。他的第一本诗集甫一问世，即轰动文坛，众多读者纷纷写信表达他们对诗人的仰慕。其中有后来与鲁迅同居的许广平，有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的冰心，还有鲁迅在《两地书》第一集提到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妇女周刊》编辑、作家波微，即作家石评梅。有三个著名女性的仰慕，足见高长虹的名气之大。
名气大，脾气就大。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特给他发了请柬，他却以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搞文学创作只是业余爱好为由，拒绝参加。成了受邀请，唯一“因故”未参加的人。
称自己是研究经济的，却偏偏写了一部政治著作，因其观点与斯大林相悖，不能出版，竟声明要与苏俄铁腕人物斯大林辩论。
高长虹与友人能倾心而谈，如发生争议，后来自知错了，他马上承认并改正，绝不文过饰非。但对朋友之外，不能交心者，一律“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轻蔑的态度”。
他又是个不会生活的人，有钱即挥霍。他曾到香港、日本、欧洲等地游历，无钱就颠沛流离，有时睡在大街的商店屋檐下，买不起火车票就搭乘煤车赶路。但他可以几天食不果腹，却坚持到图书馆阅读查资料，编字典。他甚至不惧被捕危险，认真阅读列宁著作，研究马列主义辩证法。确如他自己所说，与文学创作相比，他更热衷于研究经济，甚至学习开矿，以图报效国家。他是怀着爱国热情，到革命圣地延安的。
刚到延安，与鲁迅发生矛盾并相互攻讦的高长虹，非但没有受到歧视，还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享受单独的小灶，每天忙不迭地应邀去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时不时到诗歌朗诵会上当嘉宾。但性情狂怪的他，禀性难移，竟然拒绝边区政府让他任文协副主任的邀请。一次，在延安掌管文化大权的、曾在上海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屈尊到驻地请他去延安最高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去做报告，他对鲁迅原本就不屑，便大声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这让极左的周扬都望尘莫及，只好呆呆地望着高长虹。据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问高长虹想到哪个解放区去。高长虹的回答是，想去美国研究经济！
高长虹的个人悲剧是，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国共两党为夺取政权激烈搏杀的时候，反对政治上的权威，也反对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权威，太不合时宜。
高长虹随着革命进程，由性格的孤傲转化为政治的孤独，是其命运的必然逻辑。20世纪50年代，有人在东北局宣传部的招待所里，看见了这样的高长虹：“一个人坐在面墙的桌子边吃饭，满头白发，不言不语。”（《高长虹，不合时宜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