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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去问陈先生。”
20世纪30年代，有一次，陈寅恪在讲到当时流行的学说时，这位曾多年留学德国的老人，笑着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个字已足以概括了。听过这堂课的学生卞慧新回忆：“不佞体会，先生既轻视又肯定两派之说，只是认为两派各得真理之半，没有必要过分张皇强调。”据陈寅恪自己说：“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立刻到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这样算起来，陈寅恪可能是中国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
陈寅恪为我们的文化留下了多少财富？无法估计。
仅粗略地统计，陈寅恪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给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极具开拓性意义。
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对他留下的文化财富，做了这样客观与公允的概括：
中国封建的历史学，大都是大人物纪传的总集和一些“断烂朝报”的汇编。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纵览他的一生时说，他那并不平坦的一生，“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它不仅使陈寅恪的生命过程从始到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这还因为陈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而令经受了20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在以历史的理性回首这一段文化的历史进程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学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因了陈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传奇”。
传统的中国文人，特别是民国初期的大师们，大凡有才学者，或狂傲，或峻急，或狂戾，或伐异，或恶札，或癖怪，或疯癫。而陈寅恪虽博学，却虚怀、诤友、清洁。
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也在那里求学的鲁迅是同学。
查1915年4月6日鲁迅日记，记曰：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又一明信片，并二日发。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陈寅恪与鲁迅即为同学，当有交往。但鲁迅除在这篇日记中，提到陈寅恪外，似再无涉笔。而陈寅恪的文字中，干脆不提鲁迅。
陈寅恪晚年这样解释他不与鲁迅交往的缘由：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
陈寅恪与王国维是好朋友。王国维沉湖之前的最后一夜，是先到老友陈寅恪家小坐，翌日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晚上，清华同人及学生手执素灯，移王国维灵柩到清华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设祭。陈寅恪身着长袍，行旧式跪拜大礼，在洋化了的清华大学，殊为奇观，吴宓及研究院学生，也仿效陈寅恪，以旧式祭奠之礼，长跪王国维灵前。
陈寅恪挽王国维曰：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山残水，留于累臣共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在鲁迅发表《谈所谓“大内档案”》，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时，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认为王国维自沉是“殉清”，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王国维“殉文化”说。他再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他认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是：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两年以后，清华研究院同人，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寅恪为故友写的碑文是：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与胡适的关系，也可一提。
对陈寅恪的博学，胡适是有体会的。当年，胡适花费很大力气，写了《陶弘景的真诰考》。得出《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的结论，沉醉于“发千余年未发之覆”之愉悦。但傅斯年告诉他，陈寅恪早就说过《朱子语类》中，曾经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胡适找来这部南宋朱熹讲学语录一百四十卷之《朱子语类》的“老氏”“释氏”两卷来查看，果然如是。心中便对陈寅恪有了深刻印象。
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前，北平经济衰退，社会动乱，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即便陈寅恪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穷得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将老师的窘境告诉了胡适。胡适闻之，马上决定赠一笔大数目美元给陈寅恪。陈寅恪很感动，表示愿将自己所藏图书让与胡适，以抵巨款。胡适婉言拒绝。后季羡林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购买老师的珍藏书籍，借胡适的汽车从陈家拉走一车。据说，陈寅恪只收两千美元。而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价值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其实，是为了方便北大研究东方语言的年轻学者使用，陈寅恪借机将这些珍贵的藏书交付北京大学。
1948年年底，解放军解放北平时，国民党开始“抢救学人”的计划。胡适托邓广铭转告陈寅恪，南京政府已派专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拟接胡适、陈寅恪等著名学者去台湾。陈寅恪对邓广铭说：“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寅恪与胡适同乘飞机离开北平，中途决定不去台湾，这是胡适不曾料到的。学人间相互理解，胡适尊重陈寅恪的选择，陈寅恪也尊重胡适的选择。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过：“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寅恪一生都坚守这一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两次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弟子和故旧们为自保纷纷写文章清算胡适思想，争先恐后地与他划清界限，连胡适的儿子也参与批判父亲的运动，最后在政治高压之下，精神分裂，抑郁而死。陈寅恪非但不参加批判胡适的运动，反而冷眼道：“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陈寅恪在1934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是给后世留下的一个绝响，也是陈寅恪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民国清流》第四卷描写文人抗战时，将叙述陈寅恪大师的家国情怀。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
——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梁实秋于1932年夏，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
1930年，在校长杨振声的力邀下，他与闻一多到山东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兼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12月，他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委会主任胡适力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原计划用五年至十年翻译完这部巨著。译者共五人，由闻一多牵头负责，另外四位是梁实秋、徐志摩、陈源和叶公超。
但世事难料，诗人徐志摩乘飞机飞往北平途中空难逝世，闻一多不践承诺，兴趣转向研究古典文学，叶公超到官场当差，陈源南下武汉大学，后又去欧洲。五人合译作古，老实的梁实秋深知翻译莎翁全集意义重大，遂一个人独自承担此大任。
实际上，直到1967年，耗去人生最好年华的三十八个春秋，三十七部四十册，共计三百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集》才最后译完，由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是年8月6日，举行了盛大酒会，庆祝这一世纪工程。人们赞曰：“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从此，人们称梁实秋为“莎士比亚传人”。
梁实秋虽以个人之力，独自完成浩瀚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却是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晨报副刊》发表新诗《繁星》《春水》，风靡北京校园。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偏偏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认为冰心这些小诗虽清新隽永，但情感湮没于理性，缺乏奔放的热情，只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而已。这显示了梁实秋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天赋。
1921年3月，他与顾一樵等人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扩大成“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皆为社员。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并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作品。1923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融合，形成了梁实秋坚持的以人性论为标识的理论核心。1926年，梁实秋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执教，主要讲西洋文学批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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