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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胡风出马，他无和诗雅兴，以一篇《“过去的幽灵”》直截了当地批评周作人，当年为诗的解放而斗争过的《小河》的作者，现在居然在这里“谈狐说鬼”，“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指出这是周作人“内心的幽灵”又复活了。
姑且不论胡风对《五十自寿诗》的批评是否正确，这类以革命为旗帜的文艺批评，一直存在脱离文学而多做政治批判的先天性不足。连周作人表现闲适、雅趣生活的作品都要简单粗野地讨伐，“革命文学”之路，只能越走越窄。
笔者以为，这次由《五十自寿诗》并引出一干文人朋友的和诗，可视为对那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一次审视，诚如评论家钱理群所说，从他们的诗中，可见“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
然而，带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既得不到同时代革命作家的认同而遭受大肆批判，时至今日，仍得不到某些文学史家对过去错误判断的匡正。
就在胡风诸人以猛烈批判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为先导，开展一次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如前文所述，鲁迅突然站出来，替弟弟主持公道。
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书》中说：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鲁迅为其弟辩护，理与情皆站得住脚，但何苦非要顺带骂与之不睦的同类呢？
《五十自寿诗》风波之后的夏天，周作人利用暑假，有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第三次日本之行。鉴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周作人此番赴日，自然十分引人注目，也会引起种种猜想。
读过周作人文章的人，都会知道他对日本是深有感情的，甚至将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胜于曾读书的杭州和久居的北平。对有六年读书时光的东京尤为怀念，有他写的《药堂杂文·留学的回忆》一文为证。甚至到了古稀之年的他，还充满深情地回味东京特有的温馨（《知堂回想录·日本的衣食住》）。
按一些人的说法，周作人此行仅仅是为了“访旧”和“重温旧梦”。甚至还扯出并极力渲染周作人当年留学时的一段情缘。当年，他到二丁目的伏见馆去买书，结识了馆主人之妹乾荣子。乾荣子或给客人端茶，或帮人拿书，一双赤足，轻盈地在小屋里走动……不错，查周作人1937年5月24日日记，确有关于梦见乾荣子的记载：梦中，乾荣子“问陋字如何写，末有一竖否”，周作人答，“君写字必精进，何不为书一纸，即‘色纸’可耳”。为此梦，晚年的周作人和夫人信子经常争吵。由此就断定周作人到东京圆梦，就未免荒唐。
另一种揣测，说此次访日，“主要是追怀与寻访明治文学”。似也不太搭调，明治时代早已过去，周作人年轻时所景仰的明治时的文学大师夏目漱石、森鸥外等早已先后辞世，仅存的谢野宽先生，在外避暑，未能谋面。仅见到被他称作“自明治以至昭和，一直为文坛的重镇”（《立春以前·明治文学之追忆》）的岛崎藤村先生。一次是在日本中国文学会的宴会上，一次是藤村约友人小酌。那时藤村已六十三岁。此外，还见到老朋友武者小路实笃。仅此而已。故寻访明治文学之论也不足采信。
倒是偶遇郭沫若，有些许戏剧性。自20世纪20年代始，因二人个性、文艺观有所不同，二人曾有过几次文字之争。1920年10月10日的《学灯》上，同时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波兰小说《世界的霉》、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还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对此，心高气傲的郭沫若甚为不满，他在给李石岑（《学灯》编者）的信中说：“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此当时著名的“牢骚”，系指周作人，引出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争论。郭沫若后又批评周作人重译的《法国的俳谐诗》，“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文坛之外”（《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
对周作人不予回应，钱玄同、郑振铎诸友既为之愤愤，又为之怨怨。那时，文人之争，有时如小孩过家家，无理取闹，意气用事者多。周作人不予回应，或许是最聪明的对应之法。周作人比郭沫若大度。1922年他在筹办北京大学日本文学系时，曾邀请过刚从日本医科大学归国的郭沫若到系任教的计划，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令二人没想到的是，有过笔墨之争的冤家对头，竟在日本的一次友人聚会时不期而遇，互睹尊颜。周作人在7月30日日记中，有“郭沫若君同其四女来访耀辰，共谈良久而去”的记载。此后又有多次会晤。从各自的日记可证，周、郭二人的恩恩怨怨有所消弭。
回过头来，再说周作人日本之行的目的。笔者以为，“访旧”“重温旧梦”皆有之。要紧的是，人们对周作人此次访日的结果有所忽视。中日两国交恶，日本正一步一步推进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以日本之强大、中国之孱弱，战争全面爆发，其结局，重游日本的周作人心中是有数的。他脱去老僧的袈裟，身披日本太阳旗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重访日本，然后走向深渊，这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
“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国事日蹙，胡适创办《独立评论》
1932年伊始，《中学生》杂志向鲁迅问曰：“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你将对他们说些什么？
鲁迅做出这样的回答：
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对中学生说要“争取言论的自由”，有些难为孩子，但鲁迅说出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及道义的选择。
其实，如前所述，早在两年之前，胡适就出版了《人权论集》，不仅要求言论自由，而且“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人权论集·序》）。是年7月1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报纸如何可以为民众说话》，批评国民党摧残言论。7月24日，又在社评《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中，明确指出“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是国民党政治上最大的失策，号召民众为言论之自由奋斗。胡适称之“中国新闻报纸以天津为第一”。
10月，胡适就言论自由发表谈话，提出：取消一切新闻检查机关，报纸新闻不得限制，党部宣传部对言论，可提出纠正或辩论，而不得以其他方式干涉。
1931年年底，胡适断然拒绝李石曾邀其在行政院任职的请求，在回信中说：
我所希望者，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
胡适以这样的诤言，回击一些别有用心者对他的诋诬，严守政治贞操，“爱惜羽毛”是也。
上面所述，对比鲁迅要中学生“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要深刻有力得多。可喜的是，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反对国民党“锢闭思想、干涉言论”之战中，没有太多的分歧，甚或结成了统一战线，相较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炮火更猛些。
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15日，早在1929年被共产党开除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在南京军政部法司候审。胡适积极参与营救，不成，便请求当局将陈独秀案由军法司移交司法审判。营救期间，他特意在北京大学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充分肯定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甚至对他将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的实践，予以高度赞誉。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还没有哪位“革命文学”史家，有这样深刻的眼光。
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上，专门发表了傅斯年的《陈独秀案》，为陈氏辩解。指出陈独秀“背后无疑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色的或赤色的”，要求当局“给他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被鲁迅多次抨击的傅斯年，在文中还为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的牺牲正名，说“他死在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国民党‘清共’之前，然则他虽为共产党而死，也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是被害，而不是“就刑”。
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积极营救和褒奖，令狱中的陈独秀深为感动，是年的12月1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感谢信，最后说：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信中借“不废江河万古流”句，赞扬了胡适的学识和人格操守，感慨自己的历尽沉浮沧桑、政治坎坷的命运，表达了对老友人生道路选择的由衷企慕。
胡适在当“王者师”的立场上，一直坚持在“山野”不参加政府的清流姿态。比如，1933年春，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曾多次力邀胡适“出山”，参加政府工作，其言辞恳切，态度谦恭。胡适不为所动，恪守诺言，予以回绝。表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坚持做“王者师”的思想领袖，意识到对国家民族肩负的历史责任。他在4月8日致汪精卫的信函中说：
与先生一同为国家服劳出力，无论谁人都应该感觉这是最荣幸的事。但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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