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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此函，符合他的为人处世态度，话语间混有谦冲客气，也并不掩饰自己发自肺腑的真话，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愿意做国家政府的“诤臣”“诤友”。有人借此攻击胡适骨子里与国民党站在同一政治立场，而忽略了胡适与国民党政府的心理距离和思想哲学上的深刻歧异。不要忘记，没过去多久的那场胡适发动的人权运动中，胡适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激烈对抗的风波。胡适不信任国民党政府也是事实。但悲剧是，正如《胡适传论》的作者胡明所说，“胡适所扮演的‘诤臣诤友’角色，无疑也是最典型、最纯正、最有风骨气节的（胡适常批评‘南京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胡明在书中“举了一个实例”，说1934年2月5日，胡适与孙科有一次谈话。
胡适对国民党政府、领袖与群臣进行了批判和劝谏。其中说蒋介石一人专政，操纵一切，虽“人人皆认为不当，而无法可以使抗议发生效力……蒋介石赶来开中政会，他主席，精卫报告，全会无一人敢发言讨论，亦无一人敢反对”。胡适问道：“你们一班文治派何这样不中用？何不造作一种制度使人人得自由表示良心上的主张？”可见，胡适对国民党内的文人是鄙视的，对国民党也不存幻想。
1934年4月9日，胡适的日记载有：“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章到次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
1936年1月9日，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重复了日记的内容，他对日渐消沉的老朋友说，自己所以努力工作于《独立》，“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其意自明。
《独立》者，《独立评论》之谓也。创刊时，正值淞沪战事结束，“上海停战协定”签订。
胡适重返北平。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二八淞沪战起，伪满洲国在日寇卵翼下成立。接着，1933年春，长城决战，热河沦陷，“塘沽协定”签订……
胡适悲愤地叹喟：“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
胡适的好朋友丁文江等，不甘当“饭桶”，他们能为国家出力的，唯有利用文学艺术，进行舆论动员。他们决定创办《独立评论》。后来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了创办《独立评论》的经过：
《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其实，在议论办《独立评论》时，胡适和丁文江并不主动，甚或有些犹豫。《新月》的黯然陨落，办《努力》周报的艰难，他们有太多的体会。当然，这办刊物的种种苦处，并未浇灭他们心中要为民众发声的火种，于是在蒋廷黻、翁文灏、任叔永、傅斯年等一干老朋友的推动和坚持下，胡适和丁文江为民众说话的良知、责任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接着，按办《努力》周报的旧例，每位社员每月按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出资，共筹集四千二百零五元，足以保证《独立评论》面世。
一直在胡适家担任《独立评论》编务、发行及校对的章希吕，在1936年3月23日日记中记有一详细基金总表。其中，出资最多的是顾湛然五百二十元，依次是胡适、任叔永各三百六十元，吴陶民三百四十元，最少的周眉生一百八十元。其中还有张奚若从《努力》借的五百七十五元，也划入《独立评论》。
在胡适等人悉心的筹备下，《独立评论》终于在1932年5月22日出版。
胡适为刊物写了《引言》，阐明其宗旨和方针：
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果然有人根据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思考的结果了，而且是批驳胡适的。有位叫申寿生的，在《独立评论》发表一篇挑战胡适的文章。一字不漏发表此文的编辑，正是被批评者胡适。胡适非但不介意申寿生出言尖刻不逊，还称他为“可爱的纯洁的青年”。过了一年，又是这位申寿生，再次写文章批评胡适关于学生运动的观点，说胡适这些观点，是“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此文又经胡适之手，发在《独立评论》上，并在“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令人感动的文字：
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独立评论》“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越办越好，胡适的“敬慎无所苟”的言论态度与办刊方针，深受读者喜爱。发行量“增加了一万”，这在当时算是极畅销的明星期刊了。
当时，同人刊物不少，鲁迅等人办的《莽原》诸杂志，大都是同人合办。而《独立评论》同人撰稿，不收稿费，在自己园地里说自己要说的话，既不肯迁就低级趣味，不肯滥用名词，又无麻醉性、刺激性和消遣性，这样的期刊为数不多，甚或独树一帜。
《独立评论》自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因卢沟桥事变、北平战事吃紧而停刊。据胡适自己统计，该刊共出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一千三百多篇文章，皆是自由发表政见，自如批评政治、政府为内容的檄文，社会反响很大，有口碑。胡适自称“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因为《独立评论》对政府当局有激烈尖锐的批评，曾在1936年12月，被宋哲元将军主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查封。胡适旋即利用新闻界表示抗议。以胡适的人望和社会影响，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帮助，三个月后，《独立评论》复刊。
1952年，胡适在《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中说：
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们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独立评论》所发表的文章中，第十一号丁文江的《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值得特别重视。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在国民党大肆“围剿”共产党的政治背景下，提出让共产党“有对于人民宣传他们信仰的机会，使他们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共产党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等政治主张。文中，丁文江还写道：“平心而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
《独立评论》发表丁文江这样的政治主张，无异于公开挑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可看到丁文江们对共产党潜在的同情与景仰。但史家们一直遮蔽这些历史。
丁文江这篇鸿文，引来了一个叫季廉的人的痛斥，此公反对“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而主张国民党式的“严刑峻法”。胡适参与了讨论，旗帜鲜明地站在丁文江一边，并提出要建设一个“有计划、有力量的政治大组合”，“监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指出国民党的一些狭窄的小算计，很难负担起真正建国的大责任。
早在《独立评论》第六期，有胡适与丁文江合写的《所谓剿匪问题》，就表达了他们对国民党“剿共”政策的态度。文章说：
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政党……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在《独立评论》第十一号，还有蒋廷黻的文章《对共产党必须的政治策略》，建议承认共产党占领区现状，但在国民党控制区“实行和平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党纲”。
从上面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像当时鲁迅所痛斥的，是一群“资本家之乏走狗”，也不是后来大部分文学史家定性的，是“反动的知识分子”。事实是，起码在那个国民党大肆“剿共”的年代，胡适们是同情共产党的，并站出来仗义说话的。
这里还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们，非但没有视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敌人，还把他们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1937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讨论了《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
《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由西安投稿到北平《独立评论》。虽然因此文已在1937年5月1日在边区《解放》杂志的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不便再在《独立评论》上登载，但胡适却发表了陶希圣之《论开放党禁》一文。该文提的三条意见：一、国家不可以反，国民党可以反；二、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三、“是党就可以合法，是党就可以当选”。《独立评论》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是的，《独立评论》在黑暗如磐的时代，是社会精英、民国清流独立发表见解的平台，是知识分子表达理性思考的阵地。因为他们独立的声音，使昏暗罪恶的王朝天幕下，闪现出瑰丽辉煌的光与色。
这也是胡适生命长河中，最具生命力、战斗力和深刻理性精神的最为澎湃壮丽的时段。